同志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可能颠覆你过去几十年认知的话题。一提到中国，很多西方的朋友甚至包括我们自己，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词可能就是“威权”、“不自由”、“问题重重”。我们习惯性的认为，它的那套政治体制是它最大的弱点，甚至是个定时炸弹。但如果这一切都想反了呢？如果这个我们眼中的弱点，恰恰是它在过去30年里创造经济奇迹，让数亿人脱贫，并且在今天能够影响全球的最强大的武器呢？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疯狂？但这正是英国一位重量级的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提出的核心观点。他不是在为谁说好话，而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这样一个全球顶尖的学术殿堂里，面对着一群最挑剔、最质疑的听众，扔出了一系列震撼性的论点。

接下来就请跟着我的声音，我们一起回到那个座无虚席的演讲厅，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这位学者是如何一步步拆解西方对中国的传统认知，并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为我们揭示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中国，它稳定运转背后的深层逻辑。

请相信我，听完今天的故事，无论你是否同意他的结论，你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都将会有所不同。

故事发生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个充满维多利亚风格的老图书馆里，空气中仿佛还弥漫着旧日学术的气息。演讲厅的大门刚刚关上，整个空间瞬间安静下来，马丁雅克走上讲台，他穿着深灰色西装，没有讲稿，背脊挺直，开口的第一句话就带着一丝英式的幽默与挑战：“我想如果要在世界上找一个地方，来谈论中国政府是个优势这种话题，那么伦敦政经学院大概是最合适，也最有挑战性的地方了。”台下传来几声轻笑。他接着说：“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心里已经有了结论，但今晚我不打算跟你们争论意识形态，我只想和大家探讨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到底谁能把事情做成？”

话音刚落，他身后的大荧幕亮起，一组强烈对比的图表，冲击着所有人的视觉。一边是中国过去30年，那条几乎呈垂直拉伸的GDP增长曲线，另一边是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平缓的多的增长幅度。

“在我们西方”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 “我们热衷于谈论自由、程序、人权，但我们很少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在我们看来没有民主选举的政府，却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在驱动?”“他停顿了一下，环视着陷入思索的听众，”这不是什么谜团！朋友们，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国家能力。我们一直以来，习惯于把选票当做衡量一个政府合法性的唯一标准，但我想请大家思考另一种可能性：如果一个政府，它能够持续的兑现对人民的承诺，能够持续的改善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能够高效的执行那些极其复杂的国家级政策，那么他的合法性，难道仅仅只取决于那张选票的形式吗？”

他手一挥，荧幕上的图表切换成中国的脱贫数据，从2012年到2020年底，中国官方的数据是：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近1亿人摆脱绝对贫困的背后，靠的不是某一年经济增长的偶然突变，而是长达数年有系统、有目标的资源动员，是无数基层干部的深入乡村，是每一笔扶贫款项都要对得上账的严苛执行力。这时，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听众忍不住举起手，不等点名就发问，“教授，您避开了一个核心问题：中国人有话语权吗？这种权利上的缺失，不是用经济数字就能掩盖过去的。”

“我没有避开”雅克直视着他，目光毫不闪躲，“我正是在告诉你，如果你坚持把中国的问题硬塞进我们英国的政治框架里去解释，那你永远也抓不到重点。”他站定，继续说，“在你们的认知里，权力必须被严格限制，否则必然导致腐败和暴政。但在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脉络中，政府首先不是一个需要警惕和对抗的“敌人”，它是一个“管事的”，是负责解决问题的大家长，尤其是对于一个经历过百年动荡和混乱的民族来说，他们最想要的是一个能够把国家带出泥沼，让普通人能过上安稳日子的强大权力结构。你可以不喜欢这种模式，但你必须承认，它在中国那片土地上，到目前为止运转得相当有效。”

短暂的停顿后，讲堂的灯光再次聚焦于马丁雅克。他挥手，让技术人员切换到下一张投影片。荧幕上出现了一幅极简的中国地图，上面覆盖着几个朴素的汉字“文明国家”。

“先生们，女士们，”雅克说，“刚才我们谈了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但接下来我要讲的这部分，可能会让你们更加不习惯。”他故意停顿了一下，然后像抛出一块石头般，直接而有力的说，“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前排几个学生，脸上露出了明显的困惑表情，这句话直接挑战了现代国际关系学的基础。这不是在玩文字游戏，他伸出手指在空中点了点，强调道，“这是理解中国最重要、最根本的前提。”

荧幕上随即浮现出一组对比数字，在中国超过14亿的人口中，大约92%的人认同自己是“汉族”。相比之下，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族群的比例接近这个数字；在印度，其主体民族印度斯坦族的比例也没有超过50%。你们可能会问，这说明了什么？”他转身面向观众，“这恰恰说明，中国的国家认同，其根基不是建立在我们西方人所理解的血统或种族之上的。它真正的粘合剂，是靠长达5,000年不断累积沉淀下来的文明的纽带。中国并不是在19世纪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浪潮，才被”发明”出来的国族。它也从未真正依靠单一的宗教，或排他性的语言来巩固自己的国家形态。那么它更像什么呢？”他自问自答，“他更像一个不断在历史长河中重塑自我，但其文明核心始终保持惊人稳定性的‘文明共同体’，或者我称之为‘文明国家’。”

他示意切换幻灯片，一张早期中国农业文明的分布图呈现出来，“让我们把视线拉回到公元前，甚至更早。当我们的欧洲祖先还在森林里游猎的时候，在东亚那片土地上，人们已经发展出了相当成熟的定居农业。这种以家族和宗族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他文明发展的轨迹。后来他们有了统一的度量衡，有了王朝的更迭，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了持续数千年从未中断的文字记录”他加重了语气“从未中断”，“你可以去看看古埃及、古巴比伦，他们都有过辉煌的文化，但他们的文字和文明都出现了断层。你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像中国这样其文字典籍、伦理哲学、地理认知、政权模式，能够如此清晰连贯的传承至今的国家。”

荧幕上又出现了一张孔子的画像。“孔子，他不是神。”雅克解释道，“他是这个文明国家行政哲学的奠基者，他所讲的仁义礼智信，他对君臣关系的定义，他对社会秩序的构想，这一切共同塑造了一套国家如何自我运转、自我修复的文化基因。你可以不同意这些理念，但你必须承认，它定义了一种文明：如何自洽数千年的方式。”这时，前排一个学生举手，没等雅克示意就站起来发问，“可是教授，中国历史上不是也经历过无数次的分裂和战争吗？比如三国五代十国，在这种情况下，您怎么还能说它的文明是‘不间断’的呢？”

“问得非常好！”雅克点点头，对这个挑战表示赞许，“你说得没错！中国确实分裂过很多次，但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奇特的历史现象：每一次分裂之后，他最终的趋势总是走向再统一，而且无论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还是南方的汉人政权，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会去继承和认同前一个朝代的文化正统。换句话说，不管皇帝姓赵姓李还是姓朱，甚至后来姓毛，他们都在同一根延续了数千年的文化主脉上进行操作。“他把手收回来，顿了一下，话锋一转，“而欧洲的‘民族国家’是怎么操作的？一旦从一个大帝国中分离出来，立刻就要另起炉灶，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国旗、新国歌、新故事，极力撇清和过去的关系。你们看！”他拉近了和观众的距离，“法国之所以是法国，靠的是法语和它所代表的共和制度；美国之所以是美国，靠的是宪法、英语以及那个多民族大熔炉的建国故事。这些都没问题。可中国，它从来不是单纯靠这些来讲故事的！它所依靠的是一种植根于每个人心中的文明经验。我们对家庭的看法，对社会的安排，对权力的理解，对秩序的尊崇，这才是它真正的身份证。”

荧幕上切出了一张地图，清晰地标示出上海和甘肃人均GDP的惊人差距。“中国绝不是铁板一块，你去上海，会觉得它比很多欧洲大都市还要繁华现代，但你如果去到甘肃的一些偏远地区，会发现那里仍处于发展中的状态。”可是他往前走了一步，表情变得凝重，“尽管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但绝大多数中国人从未真正怀疑过‘自己是中国人’这个身份。我们几乎看不到，欧洲那种成规模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也没有动摇国家根本结构的政治诉求。你们有没有想过，究竟是什么能让如此悬殊的差异，依然安然的共存在一个国家之内？是制度吗？不完全是！是政治高压吗？那只能管用一时。真正能让这种庞大而复杂的结构维持住的，正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文明认同’。人们内心深处认同的，是这个国家共同的文化血脉，悠久的历史记忆和它所代表的秩序与稳定。他们可能会抱怨地方官员，可能会不满高昂的房价，但他们想的是如何把这个家修得更好，把蛋糕分得更公平，而不是拆掉这个家，另起一个炉灶。”

讲堂里彻底安静下来，只剩下投影仪风扇轻微的运转声。“用民族国家的标准尺子，你永远量不出中国的真实尺寸。”雅克看着后排，像是在讲一节穿越古今的世界史，“只有当你把中国，当做一个文明国家来理解时，你才能明白，它到底是如何长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荧幕上那几个汉字重新浮现出来：“文明国家”。全场安静了片刻，接着掌声缓缓的铺满了整个厅堂。讲座已经进行了近两个小时，但没人显露出疲惫，马丁雅克喝了口水，再次开口，“现在我们要进入一个西方人最常误读，却又至关重要的一个主题。”他顿了一下，声音压的低而清晰，“那就是‘统一’！对中国人来说，‘统一’不是一个政治选项，它近乎是一种历史本能。”听众席上立刻有人皱起了眉头，一位男学生低声嘟囔道，“统一即本能，这听起来太民族主义了！”

雅克多半是听见了，但他没有直接反驳，而是慢慢走向讲台中央，语调沉稳的解释，“我知道，在座的各位对统一这个词很敏感，在你们的语境里，它往往联想到的是中央集权、压制自由、控制话语，但我今天所说的统一，并非这些抽象的政治概念。我说的是一段真实的，烙印在骨子里的历史记忆，是一个社会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经过无数次血与火的洗礼后，形成的一种条件反射。”

荧幕上切换出中国历史的朝代更迭图，“从秦汉到隋唐，再到宋元明清，分分合合，但主线惊人的一致。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第一次实现大一统开始，你们会发现一个与欧洲完全相反的历史轨迹。西方的历史，总体上是从一个统一的罗马帝国走向分裂，演变成多元的民族国家，而中国的历史恰好相反，它无论经历多少次惨烈的分裂和战乱，最终的主旋律，永远都是想方设法的回到统一。在西方，国家被视为一种社会契约的产物，是公民让渡一部分权利形成的。但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国家更像是一张绵延不绝的文明地图，是文化上的同归同源，所以你会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他手掌一摊，指向荧幕，“即使在分裂时期，比如三国、南北朝，所有相互征伐的政权，没有一个会说自己是另一个国家，他们都争着说，自己才是那个唯一的正统，是中华文明的合法继承者。”他转身继续讲，“我们再快进到近代，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不是一步步被西化，而是一步步被肢解、被打碎，到了民国时期，国家形式上是‘共和国’，可实际上呢，军阀割据，租界林立，洋人横行，国家实际上被撕裂成了无数碎片。当时的中国，连铁路都分属十几股不同的势力控制，整整100年，中国人都生活在一种极度的不安全感和屈辱感之中。”

一位听众举手，“那这难道不是中国自身的失败吗？您讲的好像全是外力造成的。”“当然！”雅克轻轻点头，“中国自身犯了无数错误，但你更要看到的是，当一个国家无法统一时，普通人连最基本的生存和尊严都无法保障，更遑论民主和自由了。你们有谁见过伪满洲国、汪伪政府时期的档案吗？当时有多少外国势力，在中国的土地上划定地盘、树立军旗、收取税赋，这种被割裂的锥心记忆，已经深深的刻进了一代代中国人的骨髓里。他们看着祖国的地图，就像一块被随意剪裁的破布。”

荧幕上亮出了一张1937-1945年间中国被各方势力占领的地图，红、蓝、黄、白，各色交错，触目惊心，所以他往前迈了一大步，声音猛地拔高，“1949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党，重新统一了中国大陆，这不仅仅是一场军事上的胜利，对中国人来说，这更是一次深刻的心理重建。从此以后，普通中国人第一次感觉到：这个国家是完整的，边界是清晰的；政府只有一个，而不是七八个，那种终于把破碎的地图，重新拼凑完整的感受，是生活在长期稳定和统一的欧洲的你们可能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的。”

前排一位年长的学者听后，缓缓的点了点头；旁边一位年轻的女生，却有些困惑，她举手发问，“可是毛泽东后来也犯了很多严重的错误，比如大跃进和文革，那您这样说，是不是把它的统一功绩过于美化了？““很好的问题！”雅克再次点头，“毛泽东确实做过很多极端和错误的事情，但我今天分析的，不是他的人格或者道德，而是他在中国这部漫长的历史剧本里所扮演的功能和角色。”他特意说得更慢更清晰，“他结束了中国长达100年的分裂状态，这件事在中国人眼中的分量无比沉重。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如果说邓小平带来的是富裕，那么毛泽东带来的则是完整。你可以尽情的批评他，但你没办法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里，抹去他作为统一者的历史地位。这不是出于政治狂热，而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记忆。”

荧幕切换到一张旧报纸的影像，上面是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头版。在我们西方人听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可能只是一句古老的谚语。可对中国人来说，那是他们用鲜血和泪水，验证了无数次的历史规律，所以，今天你去问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无论他从事什么职业，持有什么观点，国家最不能容忍的事情是什么？绝大多数人都会脱口而出：分裂。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立场会表现出惊人的一致——这不是洗脑，这就是集体记忆的力量。”

他站直身体，语气沉稳的做出总结，“所以你们必须搞清楚，中国人政治思维里的核心轴线，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理解的左与右的对立，而是完整与分裂的对立。只要国家是完整的，他们可以容忍很多的内部问题，可以接受制度的调整、经济的波动，但他们绝对不能接受的，是地图的再一次残缺。”

讲台边的投影仪切入了一个新的标题，白底黑字，只有6个汉字“一国两制”；台下立刻响起一阵轻声的议论，有人说，“这个话题现在可太敏感了。”马丁雅克站定，看着标题，手指敲桌面，“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制度设计，可以说完全颠覆了西方标准的国家观，你在欧洲提到‘一国两制’，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那不是一种妥协吗？一个过渡方案，一种临时的政治平衡？但我要告诉各位，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权宜之计。”他转身面向全场，一字一句的说，“一国两制在中国看来，不是一个矛盾体，而是一种高超的制度智慧。”

荧幕亮出一张极简地图，红色的中国轮廓，右下角香港被特意标记出来，“你们想一想，你要如何治理一个拥有14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内部差异巨大的国家？这绝不是用一套标准化的模板，就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搞定的事。你面对的，是多个发展水平不同的经济体，多种并存的文化生态，以及多条不同的历史线索。如果你坚持用一个模子去套所有地方，结果必然是灾难。西方的民族国家逻辑…”他走了两步继续分析,“习惯于一件事，统一就意味着制度皈依，一旦统一完成，旧有的制度就必须消失，新的制度必须全面接管，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德国。1990年两德统一前，东德的政治法律货币教育司法体系，被完全清除，全盘纳入了西德的框架，一个都不留。”

荧幕上跳出两张对比照片，一张是1990年柏林墙倒塌后，群众挥舞着统一的德国旗帜，另一张则是1997年香港回归交接仪式上的场景。但中国的处理方式完全不同。他盯着后排几位像是媒体人的听众说，“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大陆保留了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独立的司法和终审权，自己的货币体系，甚至连警察的制服都不用更换。这不是在做样子，而是真正的保留。因为中国的决策者明白，你不可能用统一东德的方式，去统一香港，为什么？因为我们又回到了那个根本点：中国不是一个典型的民族国家。它是一个文明国家，它的传统智慧讲究的是和而不同，是多元内部的高度协调。”

一个白人学生举手，声音带着怀疑，“可是教授，现在很多人都在说，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正在走向失败。“我没有否认，当前存在的政治摩擦和争议。”雅克点头并不回避问题，“但我的问题是，在你评判它失败与否之前，你是否真正理解了它当初被设计出来的底层逻辑？你是否搞清楚了，为什么中国从一开始，就能够接受如此富有弹性的制度安排？”他一字一顿地强调，“因为这不是妥协，这是一种治理方法！对于治理一个如此庞大和复杂的国家来说，弹性不是障碍，而是生存的必要条件。你们从来没有设想过…”他指着地图继续说,“一个国家内部可以长期并存多个法系，多个关税区，多个货币体系，而依然能维持整体的统一，这种组合方式，在欧洲的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过。因为从诞生之日起，欧洲的民族国家，就在追求制度的清一色，但在中国的治理逻辑里，只要你认同国家的主权和文明的主体，那么制度上的差异不但可以被容许，反而是必要的。”

荧幕上跳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制度结构图，旁边配了一张深圳的城市管理架构图。两者风格迥异，他笑了一下，“你们看看相邻的香港和深圳，就知道中国有多么善于在自己的土地上，同时玩转两套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他继续往前走，停下脚步，语调略微放慢，抛出了一个让全场震惊的设想。

荧幕上切出四个大字台湾问题，现场立刻有人坐直了身子，气氛变得紧张起来。“今天我不谈论统独的政治立场…”雅克语气不变,“我只从制度模型的角度，进行一个思想实验。如果我是说，如果未来有一天台湾以某种形式回归，那么在中国现有的治理哲学里，它完全有可能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军队，甚至保留自己的多党选举体系。”话音未落，后排一位学者模样的听众忍不住出声，“您说什么？在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允许一个地区存在选举和对立党派？”“我说的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一个承诺。”雅克反驳的毫不迟疑，“你必须要看懂它的治理逻辑，只要不挑战国家的主权边界和最核心的国家认同，那么政治和社会的具体组织形式，是可以保持极大弹性的。”台下一片嘈杂，有人迅速在笔记本上记录，有人交头接耳，显然被这个大胆的推论震惊了。

雅克站在那里，身形笔直，看着大家消化这个观点 ，“你们习惯性的认为，主权必须等于制度的一致性，但中国的理解似乎更为务实和古老。主权首先等于文化和领土的归属，而制度则取决于实际情况和治理的有效性。这种治理哲学的根子就在于，它本身就是一个从多元一体中发展出来的文明，在几千年的历史里，中央王朝一直在处理各个省份之间经济不平衡、文化不一致、方言多样性的问题。这个国家早就学会了如何去协调而不是强制同化，这才是‘一国两制’。这种看似不可思议的制度，能够被构想出来的真正历史基础。”

荧幕切回1997年香港街头的老照片，金紫荆广场上，人群挥舞着旗帜，背景里有一位市民举着一块写着保持制度不变的横幅。雅克望着那张照片，声音低沉下来，“对中国来说，让一个地方以他自己熟悉的方式，融入整个国家，这是一种强大自信的体现，而不是一种软弱的让步。只有那些对自己核心制度缺乏自信的国家，才需要强迫所有人都用同一套剧本，念同样的台词。”他最后扫视全场，“你们要看清楚，一国两制背后，藏着一种在西方世界极为罕见的大国治理术。它不追求整齐划一的规避，而是追求务实有效的吸纳。你可以不同意它，但你必须承认这种治理能力，是这个文明国家最核心的技术资产之一。”

大荧幕切入了一张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照片，一列银灰色的高铁如利剑般，穿行在黄土高原崎岖的隧道之间。“我们来聊聊国家能力…”马丁雅克站在讲台边，缓缓说道：“一种真正能办成事的硬核的执行能力”他目光扫过现场，“很多人在谈论国家治理时，总绕不过民主程序制衡这些概念。但如果你真的问他们，这个国家到底有没有能力，把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给办成办好？他们往往就说不上来了。”

他手一摆，一幕切换到另一张图，中国疫情初期武汉封城期间的航拍图：一座千万级人口的特大城市，瞬间变得空无一人。你们可以质疑，它的方法是否侵犯了个人自由，它的语调没有起伏却充满力量，但你无法否认，它展现出的惊人速度和动员力。面对一种未知的致命病毒，中国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彻底封锁了一座超过千万人口的城市；10天之内，在平地上建起了一座拥有上千张床位的雷神山医院，几十万医护人员被迅速组织起来，分批次从全国各个省份，驰援同一个疫区——这就是国家动员能力的极限展示。”台下有人点头，有人交头接耳，神情复杂，“这可不是在办公室里，写一份报告就能完成的事。”他继续说，“每一项决策的背后，都是一个深入到毛细血管的层层叠叠的执行系统，是几万个甚至几十万个节点之间的高效联动。你想，在一个超过14亿人口的国家里，做到指令的精准传达和高效响应，光靠发通告是远远不够的！你必须拥有一套强大的组织结构，能把任务像压力一样，一环扣一环的传导和压实下去。”

后排一个穿蓝色外套的学生举手，“教授，您是否把高压错当成了效率？”雅克侧头看了他一眼，反问道“你觉得单纯依靠高压，能维持一整套如此复杂的全流程协调吗？能让数以千万计的基层人员严格按照步骤去行动，并且保证数据的反馈相对精准，错误率控制在极低的水平吗？”那个学生沉默了几秒，没有再说话。

荧幕上跳出一张中国五年规划的结构图。“我们再看它的长期规划能力，五年计划这种东西，在很多西方国家听起来，就像是早已过时的苏联旧词。但在中国，它却一直在使用，而且用的越来越成熟。”

他点着图上的几个关键词：能源安全交通网络，国民教育区域平衡，城市群规划，新兴产业布局贫困地区扶持，高等教育扩张，所有这些关乎国际民生的重大议题，都会在五年规划中被提前进行战略定位，并配有相应的预算层级协调和动态调整机制，它不像我们西方的年度预算案那样，每年都要在议会里，经历漫长的政治拉扯和利益博弈，它更像是一个国家，拿着一张清晰的蓝图，在心无旁骛的搞建设。“他语气沉稳了几分，“这不是什么理想主义的纸上模型！这是现实世界里真正能操作的！你们去看中国的高铁地图。”

荧幕上立刻跳出两张对比图，一张是2010年稀疏的线路，另一张是如今密如蛛网的高铁网络，10年前和今天完全是两张地图。这张图上的每一条线路背后，都是一整套极其复杂的审批征地、施工人员调配和运营体系。你去隔壁的印度看看，修一条地铁线，5年可能都还没搞定站牌，而在中国，他们能让一条2,000公里长的线路，在几年内贯穿7个省份。再说教育，他继续举例，10年前，中国每年的高校毕业生大约是600万，现在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1,100万，这个规模，光看数字你可能没什么概念，但你想想它背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教材的编排、师资的培训、校园的扩容、高考制度的不断改革，及与之配套的招生政策和就业市场，所有环节都必须同步跟上——这就是系统的力量，是用国家意志硬推出来的结果。”

一位年长听众插话，“这听起来很像军队化的管理。”“有强大的组织能力，不代表就是军队。”雅克回答道，“很多西方国家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能调度如此庞大的人力物力，能在这么大的疆域内协调一致？原因很简单，它的行政机制，不是我们这样扁平化相互掣肘的，而是一种纵深式的运作体系。”

荧幕上跳出一张图表，清晰的展示了中国各级政府的组织架构，从中央一直延伸到最底层的村支部，从北京的决策中枢到偏远乡村的村委会，这套系统，理论上能够实现政策的逐级传导。你可能会说，它有时候反应慢，有些官僚，但它一旦动员起来，就真的能做到一竿子插到底，让国家的政策真正走进村庄、走进田间、走进每一户家庭。你想让一个国家的法令能进村进田，你就必须要有这样的结构。

再说到经济规划，他站在讲台左侧，“中国搞的一带一路，你可以对他有各种地缘政治的解读，但你无法否认他背后惊人的组织程度，数百个基础设施项目遍布几十个国家，资源从中国的中西部一直调动到中亚、非洲和欧洲。这不是靠几家私营企业的自发行为，这是依靠整个国家的资源，依靠国家层面的金融、工程和外交体系的全面统筹。你去问问法国或者西班牙政府，他们能不能在10年之内，不依靠世界银行或国际援助，单凭自己国家的力量，在海外主导30个以上的大型基建项目？他们做不到，他们可能连国内一条高速公路的预算，都能在议会里吵上三年。”几位听众笑了出声。

“你们可以觉得那是民主的体现，我不评论。”雅克语气依然平和，“但我必须告诉你，中国所能动员起来的这套国家能力，在执行的效率上，已经远远领先于大多数西方政府。我们的制度在某些方面过于分散，层级之间相互推诿，执行部门常常对政策犹豫不决，一个好的建设计划，能被地方议会卡上5年，一个重要的改革方案，能在国会里被拉扯到面目全非。你可以说那是制衡，但你也必须承认，那同样是一种低效。”他看着全场，做出最后的总结，“判断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不是看他说了什么，而是要看他最终做到了什么，对14亿人口的现代化治理，从来不是靠喊几句口号就能实现的。它是一项极其精密，一环扣一环的系统工程。”

讲堂里很安静，只有木地板被踩踏时发出的细碎声响。马丁雅克背对着讲台，手里握着麦克风，脚步缓慢像是在给听众时间，让句子沉淀下来。“你们知道吗？我讲了很多年关于中国的话题。”他开口时没有任何表情，但我发现，最让西方听众难以接受的，往往不是中国的体制，也不是意识形态，而是规模。

台下有人轻轻的翻动着笔记本。“我们已经习惯了小国的节奏，小国的逻辑，小国的问题。当中国以他那样的体量，轰然出现在世界舞台中央时，我们所有熟悉的坐标系都开始剧烈晃动，甚至崩塌。”他顿了顿，看向后排，“你们说中国的崛起是一个经济问题，但事实是，经济只是个开头，它所带动的是全球权力空间话语方式，甚至思考习惯的全面位移。”前排一个女生举手，不等回应就说，“您把这件事的影响说的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中国现在也还没有统治世界。”

“我从来没说过它要统治世界。”雅克转过身，目光炯炯，“但它已经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他的语气压低了一点，但穿透力却更强了，“20年前你在伦敦谈论全球市场，你谈论的是纽约，是法兰克福，而现在有哪家跨国公司的CEO，在讨论全球供应链的时候，能够绕开中国？你说航空业，波音出了问题，空客产能跟不上，中国有了自己的商飞C919；你说汽车产业，欧洲各国现在正焦头烂额，一边想方设法给予高额补贴，一边却又在大量进口中国的电动汽车；你再看看港口、稀土、芯片、太阳能，几乎没有哪条全球性的产业链能够完全绕得开它，而且它的增长速度从来都不是线性的。我们大英帝国，过去50年经济增长的总量，可能还不到中国一个十年的增量。”

一位中年学者开口问，“您这么说，是否在暗示西方的体系已经衰退了？”雅克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抬眼扫视全场，“我想说的是世界的重心正在转移，我们过去习惯了这样一种模式：我们制定规则，其他人跟着学习。但现在这套玩法越来越不好用了，不是说中国要站出来故意反对你，而是他根本就不再抄你的作业了。”

有人打断他，“他想另起炉灶？”

“对！它想有自己的版本！”雅克语气冷静，就像你写一篇学术论文，总不想从头到尾，都只是在引用别人的观点。中国现在已经不甘于只做一个“被定义者”，它也想成为一个“出题者”和“定义者”。过去我们习惯性的把现代化和西方化划上等号，但中国的出现，似乎正在对全世界说“嘿！我也很现代化，我也很全球化，但我的玩法是另一种逻辑”——它不搞殖民扩张，不输出意识形态，也不推广宗教，他向外输出的是什么？是基础设施，是贷款方案，是庞大的消费市场，还有不附带政治条件的合作模式。”

一个学生模样的男生笑了，“说白了就是个修铁路的国家”

“修铁路，对！”雅克点点头，“但那可不是什么象征性的工程，你去印尼问问那条雅万高铁，他们等了多少年，找了多少国家，最后是谁把它干成的？它有钱有技术，有人有强大的国家意志去推动，当这一切延伸到海外时，世界的游戏规则就真的变了。”

后排一个女生问，“可它不是民主国家！这会如何影响世界秩序？它从没说要终结民主。”雅克语气微微一扬，“但它确实动摇了一个问题的核心，那就是现代化，是否只有一种可能性，过去我们默认一个国家要想变得富裕和开放，最终必然会走向西方式的民主，但现在出现了一个特例，一个国家说我能富裕，我能开放，但我偏不照你那套制度来，而且从结果来看，它做的似乎还不错！这才是它对现有世界秩序最大的冲击。”现场静了几秒钟，一位中年男士终于开口，“所以您的意思是中国是一个变量。”

“是的！”雅克回答的非常干脆，“它不是一个取代者，而是一个巨大的变量。它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这个世界通往未来的道路，不再只有一条。你可能觉得这是个天大的麻烦，但对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恰恰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站出来告诉他们，你不必一定去走别人走过的那条老路。”他走到讲台中央，语气慢了下来，“西方世界用了200年的时间，向全世界证明，我们就是现代化的终点。而现在中国出现了，它没有完全遵循同样的路径，却也到达了一个实力相当的位置。你说它是不是终点？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存在，打破了你我曾经都坚信不疑的那个神话。所谓的终点，原来不止一个。”

台下一片长久的沉默，没有掌声，没有交头接耳，空气仿佛都凝固了。马丁雅克没有说再见，也没有离场，只是轻轻的把麦克风放回讲台边，静静的站着，大约过了十几秒，角落里一位皮肤黝黑的非洲留学生，率先开始鼓掌，紧接着掌声像是会传染一样，从一个角落蔓延到另一个角落，最终填满了整座庄严而古老的讲堂。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马丁雅克的观点无疑是充满争议的。但他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独特，也极具冲击力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我们这个正在剧烈变动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