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政府：要我们中止对安世的干预，这事可以谈谈。但要让中国人回来继续当CEO？想都别想。

中荷两国的安世之争，迎来最新的剧情进展了

11月19日，荷兰政府突然松口。荷兰经济大臣卡雷曼斯（Vincent Karremans）在社交媒体上高调宣布：鉴于中方展现了“善意”，荷方也决定展现“善意”，“中止”对安世半导体的行政干预。

«——【·从干预到松口·】——»

安世半导体在全球半导体领域拥有重要地位，是车规级功率半导体领域的核心企业。其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终端领域，全球市场占有率位居前列，每四辆汽车中即有一辆搭载其生产的芯片。

这家企业与中国的关联始于数年前——中国闻泰科技通过系列收购完成对安世半导体的控股，该交易也是当时中国企业在半导体领域规模最大的海外并购案例。

此次并购初期呈现双赢格局：中方资本注入后，安世半导体的产能规模与研发投入持续提升；荷兰本土则通过企业运营获得稳定税收与就业岗位。

但这一局面在2024年9月底被打破，荷兰政府以“保障国家安全”“防止核心技术转移”为由，启动对安世半导体的行政干预，直接暂停其荷兰子公司对华晶圆供应，并介入企业经营决策环节。

该政策迅速引发全球半导体供应链波动：安世半导体的中国客户因断供陷入生产停滞，其荷兰本土工厂则因订单锐减导致库存积压，员工就业稳定性受到冲击。行业数据显示，受此影响，2024年第四季度全球半导体行业库存周转天数同比上升18%，下游制造企业经营成本显著增加。

荷兰政府初期采取强硬立场的核心依据，是对自身技术优势的认知，认为中国企业在高端半导体领域存在技术依赖。

但半导体产业的全球化属性决定了这种单向制裁难以持续——干预政策实施仅一个月，荷兰国内产业界的反对声浪即全面爆发，其中反应最强烈的是全球光刻机巨头ASML。

该企业与中国市场的关联深度远超荷兰政府预期，2025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ASML单季度净销售额达75亿欧元，中国大陆市场贡献42%的营收，连续多个季度成为其最大单一市场。

荷兰政府对安世半导体的限制措施引发中方反制，ASML的在华订单审批流程出现明显延迟，企业经营压力持续增大。

干预措施实施后，其荷兰工厂产能利用率从90%骤降至50%以下，连续多月处于亏损状态，直接导致当地政府税收收入下滑。企业股东基于投资回报考量，持续向荷兰政府施压，要求取消不合理限制。

多重压力叠加下，荷兰政府启动政策调整，11月19日的声明即为具体体现。但为避免呈现政策妥协的姿态，荷兰政府提出“限制中方担任CEO”的附加条件，试图在释放合作信号的同时，维持对技术控制权的表面掌控。

«——【·CEO之争的核心·】——»

荷兰政府在中止干预的同时限制中方担任CEO，本质是对半导体产业话语权的争夺。

其核心逻辑认为，通过掌控企业最高管理权，可间接影响技术研发方向与成果流向，维持自身在产业中的优势地位。但这一思路与当前半导体产业发展规律相悖，难以成立。

从企业治理逻辑而言，中方作为安世半导体的控股股东，依法享有重大决策与战略管理权。企业发展方向、研发投入、市场布局等核心事项均需通过股东层面审批，CEO作为职业经理人，其管理行为必须服从股东利益。

安世半导体的核心市场与未来增长空间集中在中国，企业战略重心向中国市场倾斜是客观必然，这一趋势不会因管理层国籍发生改变。

从产业实际来看，安世半导体已将大量核心业务转移至中国，上海研发中心聚集了企业半数以上的技术团队，核心技术研发与应用测试高度依赖中方人员，仅通过限制CEO人选无法实现技术管控目标。

荷兰政府对CEO人选的关注，本质是技术霸权思维的延续，忽视了全球产业分工的客观现实。

当前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技术突破持续加速：车规级半导体领域，比亚迪半导体实现IGBT芯片量产，性能指标与安世产品基本持平；光刻机领域，上海微电子推出28纳米DUV光刻机，虽与ASML的EUV设备存在代差，但已能满足中低端芯片产能需求。

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企业对市场需求的响应速度直接决定竞争力。中方管理者对中国市场的消费特征、政策导向、产业生态具有更深刻的理解，能够快速制定适配的产品策略与市场方案。

若安世半导体由不熟悉中国市场的外籍CEO主导，可能导致企业战略与市场需求脱节。

此前已有外资半导体企业因管理层对中国市场认知不足，坚持高端化路线忽视性价比需求，最终被本土企业抢占市场份额，不得不启动管理层调整。安世半导体若重蹈覆辙，将进一步丧失竞争优势，荷兰本土的就业与税收利益将直接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