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我军的导弹现在打得很准，但知道为什么打得准的就少了，而知道是谁让导弹打得准的，就少之又少了。
这个人不是别人，他就是中国激光陀螺仪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高伯龙教授！是他，把钱学森生前留下的关于激光陀螺仪的手稿变成了现实，而且一干就是43年，将中美两国之间在这一领域的差距一下缩短了20年！
高伯龙院士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外国有的、先进的，我们要跟踪，将来要有；但并不是说外国没有的我们不许有。”
而高伯龙院士不但是这样说的，更是顶着重重压力落实这一理念的践行者。
钱学森是中国导弹之父，在研究中他发现，导弹光有威力大还不行，必须还要打得准。打个比方说，一个人力气很大，但你每次出拳都打不到对手，空有一身力气却击不中目标，那么这身力气就打了折扣。威力巨大的导弹也是这样，必须要打得准，才能发挥出其最大的作战效能。要想使导弹打得准，就和导弹上配置的用于导航定位的激光陀螺仪的精准度有关了。
在这里科普一下什么是陀螺仪。
“陀螺”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是“旋转指示器”的意思，延伸到现代，只要能对物体的旋转状态进行感知测量的装置，都可被称为陀螺仪。简单举个例子，我们手机现在的计步器功能、测量和晃动处理指令等一系列功能，靠的就是陀螺仪。
1958 年，美国科学家肖洛和汤斯发现了光，1960年7月8日，美国科学家梅曼发明了红宝石激光器。环形激光陀螺更是掀起了导航系统的巨大变革，它使用两束频率不同的反向激光，测量出频差便可计算出设备敏感轴的旋转角度或旋转速度，可以精确计算物体的位置、速度、姿态、偏向。
如果说惯性测量装置好比现代高精度设备的“眼睛”，而激光陀螺的出现，就好比是惯性制导系统的“火眼金睛。”激光陀螺仪主要对运动物体在立体空间上做出精准定位，不仅能指明平面上的东南西北方向，还可以判断上下，即使在高速移动的情况下也能稳定运作，保持对目标的精确导航。
古时候人们外出定位靠指南针，能够判断大致方位，科技发展到现代的导弹时代，精确定位就得靠激光陀螺仪了。
钱学森以其对新技术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敏锐地意识到激光陀螺这项技术可以应用到为导弹导航上，如果成功，这必将在导弹导航系统上引起一场革命，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开始关注激光陀螺仪原理的研究。
经过反反复复的实验和非常人所能理解的艰难之后，钱学森终于在1971年弄明白了激光陀螺的大致原理以及光路图信息。因为自己担负的任务太多，分不出精力继续进行激光陀螺仪的研究，他便把有关激光陀螺仪的原理和相关公式，写在两个纸条上，交给了现在的国防科技大学，让他们进行研制激光陀螺仪的相关实验。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激光陀螺仪导航作为前沿科技，钱学森转交的这两张纸条里的内容很少，钱学森写的这张小纸条上的内容并不详细，仅仅是激光陀螺的大致原理，但就这却已是当时中国关于激光陀螺的所有资料。
想要仅靠钱老提供的这两张纸条就十分顺畅地做出激光陀螺仪，就如蜀道之难，难如登天，因此这两张纸条也被称为“钱学森密码”。
“钱学森密码”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简单的是已经有了原理，复杂的是对理论的完善和制造工艺流程的严重缺失，早期参与激光陀螺仪研究的几十个国家级研究机构，因为自身积累的贫乏和美国的技术封锁，最后都不得不放弃了对“钱学森密码”的破解。
直到1975年，有一个人接触到了激光陀螺仪研究项目，才使得破解“钱学森密码”有了转机，这个人，就是高伯龙。
而高伯龙能够接手激光陀螺仪的研究，还是因为975年全国高校撤销了基础课部，在钱学森的要求下，高伯龙从长沙工学院物理教研室，被重新分配到了承担激光陀螺研制任务的学院三系304教研室工作。
正是这次调整，让高伯龙成就了中国激光陀螺仪事业。
那么，高伯龙有何能耐，能够等到钱学森的特别关注，让他接手激光陀螺仪的研究的呢？
1928年6月29日，高伯龙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高伯龙年轻时候经历了很多，中学时期就在数理化方面展示出过人的不凡。抗战期间，16岁的高伯龙投笔从戎，积极参与反抗侵略的战争，直到抗战胜利以后才复员重新回到学校继续完成高中学业。
1947年9月，高伯龙了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除了平时理论方面的学习，高伯龙更钟情于形形色色的物理实验。毕业之后先是在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工作，然后又调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物理教研室工作。
哈军工主体南下改为长沙工学院，高伯龙一家随之南迁，来到了长沙，物理教研室从事物理理论研究。钱学森看中的，正是高伯龙在物理研究和实验方面的才能。
调到304教研室工作以后，高伯龙面临的挑战，就是国产激光陀螺仪的研制任务，而注定是一个异常艰苦的任务。
其实最开始，高伯龙对激光陀螺仪并没有任何接触，这方面的知识也仅限于钱学森提供的那两张小纸条。但高伯龙并不气馁，而是从最基础的地方开始，一头扎进了激光陀螺仪领域的研究之中。
钱学森给的只是简单的原理和线路图，那就从最基础的理论开始。高伯龙带领团队先从理论入手，根据激光陀螺仪的性能、要求，日夜颠倒，废寝忘食地忙碌着。为了逆向推演出激光陀螺的运算原理，他们一遍遍在脑海中构思它的细节，一遍又一遍地推演，一张张草稿上写满了公式，一本本笔记记满了参数，一页页日志记录着每一个操作细节。
高伯龙仅仅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搞清楚了一直以来困扰激光研究小组的“离子噪音跟陀螺信号差异”问题。这让本已经因为此前的失败而失去信心的团队士气大振，也找到了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向。
就是靠着这种刻苦的工作和孜孜不倦的追求，高伯龙终于搞清楚了钱学森那两张小纸片上所写的激光陀螺仪的原理，推算出了手稿上激光陀螺仪的理想状态，并于1976年写出了专业的《环形激光讲义》，使得中国激光陀螺仪的研究有了充足的理论保障。直到今天，研究激光陀螺仪的人不学这本书，就不敢说“入了门”，可见这本书的理论之扎实和影响力之大。
理论问题解决了，如何实践理论，就成了高伯龙教授团队的首要问题，而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制造激光陀螺仪的技术方向问题。
当时国内外针对激光陀螺仪的研究，主要有几个不同的方向。
一个是二频抖动激光陀螺仪，另一个是四频差动陀螺仪。
二频抖动激光陀螺仪，美国等国已经有了成熟的理论与技术方案，做出的激光陀螺仪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所以一开始，高伯龙他们的研究方向，也放在了二频抖动激光陀螺仪研究上。但经过一番研究，高伯龙发现按照目前国内的技术、材料和工艺，根本不能满足制造二频抖动激光陀螺仪的研究要求。
而激光陀螺仪的研制任务却不能停止，怎么办？高伯龙真的是艺高人胆大，凭借自身对这方面深厚的理论储备，他大胆地提出了“自主研制四频差动陀螺方案。”
而这个一经提出，就遭到了研究小组大多数人的强烈反对，理由很简单，这个更为复杂的系统，连美国人都搞不出来，已经放弃了这方面的研究，凭我们这个连二频抖动激光陀螺仪都制造不出来的情况，再去啃更难的四频差动陀螺仪，这不是自找苦吃吗？
但高伯龙有自己的主见，他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因为经过深入的研究，高伯龙发现了美国人之所以否认并放弃研究四频差动陀螺仪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美国当时的方案犯了理论性的错误，理论错了，实践能对吗？所以美国人不得不放弃继续在这方面浪费时间。
高伯龙连续作战，很快就拿出了令人信服的数据，说服了团队，全力以赴投入到了四频差动陀螺仪的研制工作中。他说，“外国有的、先进的，我们要跟踪，将来要有；但并不是说外国没有的我们不许有。”
虽然在研制方向上大家的认识得到了统一，但实验的条件却实在是太艰苦了。建设实验室，国家的拨款只有区区的4万元。就这点钱，高伯龙却大部分都被用来购置关键设备和材料上，其他的地方能简就简，能省就省。
比如实验室，是由一个旧食堂改造的，一些实验设备，是从学校的废弃设备和材料里面改造过来二次利用的，一些实验器具也是自己制作的。
因为研究对象是激光，只能在晚上黑灯瞎火的时候做实验，加上需要保持室内的密封和安静，做实验的时候不能在里面打开电扇和窗户。高伯龙和他的团队就是在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里专心致志地进行激光陀螺仪的各项研究和实验，几乎每个月至少20天都是处于加班状态。晚上做完实验，稍事休息，白天还得来实验室整理数据，分析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夜以继日高强度的工作，密闭恶劣且只有一套空调机的工作环境，使得高伯龙起了一身痱子，但他硬是自己扛着，也没有向国家提出额外的要求，因为他知道那个时候国家太难了。
高伯龙和他的团队，就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下，凭着对事业的执着和一腔热血全身心地投入到激光陀螺仪的研制中。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1978年制成第一代实验室原理样机的基础上，激光镀膜检测DF透反仪也于1980年研制成功，而这个透反仪的研制过程充满了艰辛。
决定激光陀螺仪成败的关键，在于光学薄膜。而当时我们在这方面的资料寥寥无几。国外对我们也是高度封锁，高伯龙不得不带领全队从零开始，同样是先研究吃透理论，再将其应用于实践。
为了早日自行解决这个卡脖子问题，当时已经是年过半百的高伯龙，从自学编程开始，一步一步地尝试着进行膜系设计工作。这条路做起来并不容易，主要在于当时我国的设备和制作工艺都太落后了，实验做了一遍又一遍，实验室里堆满了报废的实验膜片。望着这些废品，大家心里都不是滋味，甚至许多人都打起了退堂鼓，“工艺不行，再怎么努力也是白干，要我说还是放弃算了。”
但困难并没有吓倒高伯龙，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团队的主心骨，必须在这个时候坚定地站起来一直向前冲。他用坚定的眼神和决绝的语气告诉大家，“就算死，也要死在工作上，拿不出成果我死不瞑目！”
高伯龙的决心和气势，提振了团队的自信心，大家克服了畏惧心理，再次以坚定的步伐冲击实验。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三年多的不懈努力，做了无数次的实验，不知道流下来多少汗水，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腔镜光学加工技术终于被高伯龙团队拿了下来，成功制造出了四频差动激光陀螺仪能用的膜片。
而激光镀膜检测DF透反仪，也在当年获得了湖南省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1987年获得了国家发明奖四等奖。
那个美国都没有能够做出来，大多数人都不看好的四频差动式陀螺仪实验室样机，也终于在1984年被高伯龙开发完成通过了技术验证，并在1987年获得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实验室样机出来了，高伯龙团队马不停蹄地继续攻关，这次是要拿出激光陀螺工程样机。
但从实验室样机到工程样机，是一个巨大的坎，一个是行不行的问题，一个是能不能用的问题，这个坎，太难了，以至于历经近10年，依然没有拿出激光陀螺工程样机。
1993年，由于没有能够拿出能用的工程样机，高伯龙团队遭到鉴定专家组劈头盖脸地训斥，他和团队这二十年的科研成果被说成全都是在浪费国家的钱财，并让他就此停止研究。
专家组的话让人很难受，但高伯龙把个人的荣誉置身度外，坚持自己一定可以拿出工程样机。他说，“一年！一年以后，我保证一定将激光陀螺研发出来！”
或许是看到高伯龙那种不服输不气馁的劲头，也可能是国家太需要激光陀螺仪了，专家组还是答应再给高伯龙一年的时间。
这一年的时间，高伯龙团队的压力可想而知，但高伯龙也知道，这一年，或许就是激光陀螺仪工程样机成功关键的10%，因为前面的那些年，他们已经走完了90%的路！这余下的10%，他们一定要走过去。
置之死地而后生，1994年，在难以置信地质疑和压力下，高伯龙团队终于拿出了可用的激光陀螺工程样机，并顺利通过鉴定！这个项目的成功，让我国成为继美俄法之后，第四个能够独立研制激光陀螺仪的国家！
同时，也因为中国的成功，让美国人再次开始研究四频差动式陀螺仪。所以说，外国人不行的，咱们不一定不行，外国人也会向中国人学习的。
激光陀螺工程样机和全新的全内腔绿（黄、橙）光氦氖激光器。这两个项目当年都获得了1995年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其中全内腔绿（黄、橙）光氦氖激光器在1996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
卧薪尝胆之后，高伯龙团队收获的是成功的喜悦，但这种喜悦并不只是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认可，而是我们国家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知识产权的、让我们的导弹可以打得更准的激光陀螺仪！
而高伯龙团队研制的全内腔He-Ne绿光激光器被称为“检测之王”，这使中国成为美国和德国之后，第3个拥有激光陀螺镀膜的膜系设计和技术工艺的国家！
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高伯龙团队先进的四频激光陀螺仪，很快就被应用到了我国“东风”系列弹道导弹、“红旗”系列防空导弹、“长剑”巡航导弹、战斗机和航母等一系列尖端导弹武器上。
高伯龙也于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10年，高伯龙带领团队再接再厉，研制出国内精度首屈一指的双轴旋转式导航系统。
高伯龙院士科研成果斐然，但在个人生活上，则是非常简朴，夏季去实验室，经常穿的就是一件价值5块钱的背心，喝水就是一个老旧的搪瓷水缸。冬天，不是一件军大衣，就是一件灰色羽绒服。这些物品，有的陪伴了高伯龙院士数十年都有了。
2014年，高伯龙院士的激光陀螺创新团队在电视上亮了相。画面中，86岁高龄的高伯龙院士，穿着白背心依旧挺立在研究第一线，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脑屏幕，两根弯曲的手指慢慢敲击着键盘。那种对科学的专心致志聚精会神，让人肃然起敬。
有网友评论：高伯龙院士穿五块钱的背心，干上亿元的大事。
由于常年劳累，高伯龙院士幻影哮喘，经常是药不离手，但依然坚持工作。老伴儿心疼他，让他减少工作时间，他却说道，“这么大岁数了，你咋不知道悠着点干。”高伯龙却安慰老伴儿：“正因为留给我的时间不多，我更要抓紧。活着干，死了算，一天不死一天干！”
高伯龙院士后来病重卧床，但一旦心里有新的想法，就会立即编辑成短信发给自己的学生。因为身体不好，编一条短信往往就得花费半个多小时。
2017年12月6日，高伯龙院士在长沙逝世，享年89岁。
老人逝世那天，他最得意的弟子张斌，把自己关进了办公室嚎啕大哭，那撕心裂肺的哭声，让人心碎不已。
致敬伟大的科学家高伯龙院士！致敬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物理学专家、国防科技大学教授、中国激光陀螺仪奠基人！
針對日本早前聲稱，中國海軍艦載機對日本自衛隊戰鬥機進行「雷達照射」。外交部12月7日表示，事實真相十分清楚，對於中方的正常軍事活動，日本戰鬥機頻繁抵近偵察干擾，才是最大的海空安全風險。對此，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木原稔反駁指：「中國聲稱自衛隊戰機嚴重妨礙中國戰機安全飛行，這項說法毫無根據。」木原稔又形容「雷達照射」行為危險，對發生此類事件深表遺憾，已向中方提出強烈抗議。 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7日淩晨召開臨時記者會，稱中國海軍航母遼寧艦搭載的殲-15戰機於6日下午，在沖繩本島東南的公海上空2次對日本航空自衛隊F-15戰機實施斷續雷達照射，並將其定義為「超出航空器安全飛行所需範圍的危險行為」，還聲稱已向中方提出「強烈抗議」。 2025年11月17日，外交部發言人毛寧主持例行記者會。（外交部網站） 對此，外交部12月7日召開例行記者會時表示，中國軍隊已就該問題闡明了嚴正立場。事實真相十分清楚，日本戰鬥機對中方正常軍事活動頻繁抵近偵察干擾才是最大的海空安全風險。中方不接受日方所謂交涉，已當場駁回，並在北京和東京分別提出反交涉。 在當前形勢下，日方炒作所謂「雷達照射」問題，顛倒黑白、嫁禍於人，渲染緊張局勢，誤導國際社會，完全是別有用心，中方對此堅決反對。中方強烈敦促日方立即停止滋擾中方正常演訓活動的危險行為，停止一切不負責任的虛假炒作和政治操弄。 2025年11月18日，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木原稔出席國會會議。（木原稔個人網站） 據富士新聞網12月8日（周一）報道，內閣官房長官木原稔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中方聲稱自衛隊戰機嚴重妨礙中國戰機安全飛行的說法毫無根據，自衛隊飛機在執行打擊領空入侵的任務時，始終保持着安全距離。中方聲稱自衛隊戰機干擾飛行，這種說法毫無根據。」
烏克蘭「基輔獨立報」取得俄羅斯外流文件顯示，中國自2022年以來一直透過秘密管道購買俄國軍備，旨在強化用於入侵台灣的解放軍空降部隊戰力。 根據「基輔獨立報」（The Kyiv Independent）檢視過的俄羅斯外流通信文件，在俄國2022年全面入侵烏克蘭逾一個月後不久，俄羅斯政府收到來自中國的軍購請求。 這些文件顯示，北京當局提出向俄方購買一套空降部隊用武器與裝甲車輛，請求編號為ZH2022-Y53，收文日期為2022年4月7日。 根據這些文件，俄羅斯聯邦軍事技術合作局（FSMTC）3週後指示羅斯波隆出口公司（Rosoboronexport），向中國代表團展示可空投的俄國戰鬥車輛。該公司是負責俄羅斯所有武器出口的國有企業。 羅斯波隆出口公司隨後開始準備接待。一年後，中國代表團於2023年4月抵達莫斯科。此次會面是中俄多場會議之一，這些會議促成俄烏戰爭後簽訂的多項中俄軍事合約。 據報導，這些協議為受制裁的俄羅斯軍火商帶來收益，因為它們出口武器至中國。中國則將收到武器與裝備作為回報，用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空降兵軍。該部隊在預計可能攻台的情況下持續強化戰力。（中央社基輔7日電）
12月3日至5日，应中方邀请，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次访问，马克龙从一开始就带着明确的“三件套”愿望清单： “三件套”分别是：在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上与中国站队站位；在中欧经济和金融合作上拿到实质成果；在俄乌问题上，希望中国对俄罗斯施压。 联合声明终于出来了，结果很直白：清单上的前两件，马克龙拿到了手，第三件上，中国保持了沉默。 声明里强调，中法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要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多边秩序。这包括支持联合国核心地位、WTO规则改革，以及全球治理倡议。法国对此公开表示高度赞赏。 这一点是在展示中法“并肩站位”，双方通过这一表达，为未来经济、技术和气候等具体合作奠定基础，同时保持政治弹性。 经济层面，声明再次提到自由、开放、透明、非歧视的贸易和投资环境，还呼吁主要经济体加强宏观政策协调。2026年法国担任G7主席、中国担任APEC东道主——双方愿意就全球经济治理开展对话。 马克龙此行，带来了法国经济部长、商务代表团和企业领袖浩浩荡荡的一群人，显然是“带着钱包来的”。从这些代表的身份可以推断，接下来中法潜在合作方向包括：高端制造和航空航天；可再生能源与绿色技术；金融服务和投资基金；人工智能、数字经济联合研发。 此外，马克龙还跑去成都参观大熊猫基地。有人打趣说，这可能是为了“重新租大熊猫”。毕竟，旅法13年的大熊猫“欢欢”和“圆仔”刚在11月26日回到成都，法国公众对它们充满情感寄托。法方显然希望借此机会推进新熊猫租借协议，填补这一“情感空缺”。 总之，马克龙心心念念的这两件事——中法“并肩站位”的外交面子和经济合作的里子——都拿到了。 不过在愿望清单的第三件事情上，马克龙未能如愿。中法这次，单就乌克兰局势和巴勒斯坦局势出了一个联合声明。声明里提到中法支持一切在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宗旨下的停火与和平努力。表面上看，好像也谈到了乌克兰，但细读就知道：没有提俄罗斯，没有任何施压措施，没有具体执行机制。 换句话说，马克龙最关心的——中国对俄罗斯施压——完全没有。中国依旧坚持战略底线：不站队、不施压，保持调停和回旋空间。 为什么第三件拿不到？理由很简单：俄罗斯是战略伙伴，中方不会为欧洲施压。欧洲希望“施压”，中国只愿“劝和”；我们要保持外交灵活度，不自绑手脚；给未来可能的调停和谈判留余地。 尽管俄乌问题未能如愿，但前两项诉求仍有实际操作空间。高端制造、绿色能源、金融服务以及人工智能和数字产业，都属于可落地的合作项目。法国企业和投资者可以通过官方渠道与中方部门及企业接触，开展具体合作。换句话说，马克龙此行政治牌未能拿下，但经济牌仍然打得漂亮。 其实中法关系的未来，不在于谁给谁多少，而在于双方如何在不一致中找到合作的空间。 特别声明：本文为网易自媒体平台“网易号”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观点。网易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印度外长苏杰生一句“西方对中国太宽容，对印度太严”，撕开了国际政治中一张精致的双重标准面具。这句话不是外交场合的客套话，而是一份沉甸甸的历史账单。 西方为何对中印采取双重标准？ 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2025年3月印度商业报道主办的论坛上，直接抛出一个让西方尴尬的观点：全球秩序已经改变，但西方在对待中印时仍然明显厚此薄彼。他的发言引发台下听众不同反应，有人点头赞同，有人皱眉深思。 苏杰生这番话不是即兴发言，而是将时间往前推了两百年，从历史中寻找答案。当时的大英帝国正在和沙皇俄国较量，担心中国落入俄国势力范围，于是将中国摆在“缓冲带”的位置。 西方对中国的侵略确实存在，但同时也通过条约、金融和影响力渗透，试图把中国塑造成西方阵营里的“优等生”。相比之下，印度则完全沦为殖民地，资源被大量抽走，文化被彻底改造。 这种历史差异导致中印两国发展起点完全不同。中国较早被纳入全球工厂体系，配套设施越来越完善；印度经历殖民剥削后，独立后需要从头开始补课，修路、通电、建工厂，每一步都要付出更多努力。 等印度想要转身追赶时，发现跑道已经被其他国家占领先机。这种历史遗留问题至今没有解决，西方在规则制定、投资准入和技术转让等方面对印度设置更高门槛。 苏杰生的叙事刺痛了许多印度人的民族自尊心。印度独立后渴望在世界舞台上挺直腰杆，却发现资本和掌声更多投向了中国的发展模式。这种挫败感不仅在民间流传，在印度决策层也引起强烈共鸣。 西方双标的具体表现有哪些？ 苏杰生不仅提出历史观点，还列举了现实中的具体例证。中国制造业已经成型，全球供应链围绕中国运转，即使西方与中国存在巨大意识形态分歧，在贸易和技术转移方面仍然给予相当程度的宽容。 相比之下，印度虽然市场庞大、人才资源丰富，却总是面临各种壁垒。外资流入规模只有中国的一小部分，这不是因为印度运气差，而是西方战略偏好不同导致的结果。 有人形象地比喻印度的发展像是背着包袱跑马拉松，跑得急切，肩膀却被勒得生疼。这种发展困境不仅影响经济进步，更损害了民族自豪感。 2025年8月，美国以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为由，对印度加征50%关税。印度从俄罗斯进口石油的比例从过去的1%上升到35%，这是基于国家能源安全的实际考量。 然而西方对此采取强硬态度，要求印度谴责俄罗斯、跟进制裁、停止购买俄油。苏杰生回应得很直白：欧洲有欧洲的视角，印度有印度的考量。 印度与俄罗斯有传统友谊，能源安全是硬性需求，不能轻易放弃。所谓国际原则，有时成为某些国家给他人戴紧箍咒的工具。外交政策必须服务于国家利益，这点印度与欧洲没有区别。…
11月26日，日高市早苗再次提及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试图用这份早已被中国否定的历史文件，为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找依据”。就在第二天，中国外交部立刻召见日本驻华大使，严正抗议，并强调日本已经严重违背了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 就在同一时间，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直言她“忘了当年中国免掉的那笔千亿赔款，是有条件的，是立了‘死规定’的”。她的这番言论，又会不会撕毁那份“千亿赔款换来的政治契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1972年中国免掉的巨额战争赔款，又到底换来了什么样的“死规定”？ 时间要回到1972年9月29日。那天，中日两国正式签署《中日联合声明》，标志着邦交关系的全面正常化。可在这份声明达成之前，最棘手的，是战争赔款问题。日本在侵华战争中造成中国的直接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国家层面索赔金额高达1200亿美元，民间索赔更是达到了1800亿。 中国政府主动提出放弃这笔赔款，并非出于软弱，而是从国家战略和长远利益考虑。当时中国正面临北方安全压力，还遭遇西方国家封锁，迫切需要打开外交局面。而日本方面也意识到，一味跟着美国走，早晚会在东亚吃亏。双方一拍即合，才有了后来的建交。 不过，这笔“免掉的账”，绝不是白免的。中国明确要求，日本必须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并在联合声明中写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日本当时的田中角荣政府，经过几轮激烈磋商，最终做出承诺，并写进了声明原文。 声明第五条写得很清楚：中国政府为了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了对日本提出战争赔偿的要求。这句话背后，是一个沉甸甸的政治契约，也是一份对历史的交代。 鸠山由纪夫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明确指出：当年中国之所以愿意免赔，是因为日本政府在文件中承认错误，反省侵略行为，并承诺不再重走军国主义老路。这才换来了中国的最大让步。 此后日本对中国的援助——总额约3.65万亿日元，折合人民币2500多亿元——也并非单纯的“经济援助”，而是对那份政治契约的履行。这些援助资金主要用于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有个前提：中国必须采购日本设备，并雇用日本企业来施工。钱转一圈，很多又流回了日本。 这套“你出让政治利益，我给你经济回报”的逻辑，是中日建交后的长达几十年的稳固关系的基石。可如今，高市早苗的言行，正在一点点抹去这份历史共识。 2025年11月7日，高市在日本众议院答辩中表示，台海局势若升级，将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自卫队有权出动。这番话等于把台湾问题和日本国家安全强行捆绑，公开挑战中日关系底线。 中国外交部在第二天就做出回应，称日本此举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已越过红线。发言人林剑还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不容外部势力插手。 此后事态继续发酵。11月26日，高市又在国会辩论中试图借《旧金山和约》为自己辩护，称“日本已放弃对台湾的权利”。而这份和约因为没有中国参加，早在建交谈判中就被中国明确否定为“没有法律效力”。 鸠山由纪夫在11月20日的帖文中明确表示：高市正在“亵渎历史正义”，并警告说“日中关系正陷入最糟局面”。他提醒日本政界，不要把当年中国的善意当成软弱，更不能拿台海问题当作扩军的借口。 事实上，日本国内并不是只有鸠山一个人提出警告。前首相石破茂在政论节目中指出，中国当年放弃千亿赔款，是因为日本对台湾问题作出了承诺，必须遵守。野田佳彦也在一次演讲中说，日本不应干涉别国内政，否则会重蹈历史覆辙。 连公明党党首齐藤铁夫都表示，“高市的发言让人震惊”，认为她的行为带来极高风险。而一些学者和媒体更是指出，这种言论正在破坏战后形成的和平秩序。…
«——【·前言·】——» 参数第一、实战零次？中国造的武器，被说成“废铁”？ 一位在俄罗斯军工圈有点分量的专家蹦出一句话：“中国武器没打过仗，参数再漂亮也是废铁。” 这话不光炸了国内军迷群，连俄罗斯本土论坛也有不少人点赞。看似是句实话，却把一整套现代武器验证体系给简化成一句话，甚至可以说是故意“降维打击”。 真就非得在战场上“挂彩”才算好装备？没上过战场的装备，就一定不堪一击？ «——【·实战并非唯一标准·】——» 以那位俄罗斯专家理应熟悉的本国装备——S-500“普罗米修斯”防空导弹系统为例，该系统作为俄罗斯重点打造的第五代反导系统，宣称具备拦截高超音速导弹、隐身飞机乃至卫星的能力，最大射程达600公里，最大拦截高度200公里，参数表现极为出色。 但自2021年正式列装以来，该系统从未参与过实战，甚至未进行过实战拦截。 按照这位专家的逻辑，S-500无疑也属于“废铁”，但俄罗斯军方对其高度重视，首批列装部队便用于保卫莫斯科及中部工业区，并计划在2025年实现批量列装。 S-500从2002年启动研发，仅试验阶段就持续了近20年，2011年完成全系统模拟试验，2014年实现首次试射，2018年成功命中481公里外的目标，直至2021年才正式列装。 研发过程中，研发团队多次调整技术思路、优化细节参数，还专门建立培训学院培养操作人员。 这种通过模拟试验、靶场实射、系统调试的多层级验证模式，其严苛程度远超单次实战。 模拟试验可反复重现实战中可能出现的复杂场景，还能主动设置极端环境条件，如零下数十度低温、强电磁干扰等，这些场景在实际战场中未必会出现，却能更全面地检验装备性能。 美国福特级航母的发展历程也印证了这一逻辑。作为全球最先进的航母之一，福特级配备电磁弹射系统，可搭载隐身舰载机，参数指标全面领先，但自2017年服役至今，并未参与过实战。 若依据“废铁论”，这艘耗资130亿美元的航母无疑是巨大浪费，但美国海军始终将其视为未来舰队的核心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