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的一天，浙江杭州的农村里出现了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英国商人。
这个人看上去鬼鬼祟祟的，但是却能说一口不太标准的中文。这在那个年代还是非常罕见的。
而这个外国商人来到中国也只有一个目的：弄到足够的茶树种子带回国内。
这个外国人名叫罗伯特.福钧，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个雇员。
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个浙江本地的吴姓书生，两人一唱一和的样子像极了一出“滑稽戏”。
福钧告诉同行的书生，茶在西方世界尤其是英国是一种高端的“消费品”。
如果他们能够将茶种带回英国，就能够获得一大笔钱。
但福钧没有告诉吴姓书生的是，他正在执行的是一场由英国官方主导的“盗窃行动”。
那些被他们盗走的树苗日后不仅会对英国的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将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这些损失加起来，足足有上百亿两纹银。
那么，英国人为什么这么热衷于“中国的茶叶”呢？
福钧为了将这些树苗偷回英国又做了哪些不可告人的事情？
这些被盗走的中国茶又会对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传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下面，且让我们细细道来。
（清末时期的外国军队）
现在一提到东印度公司，很多人就会下意识地想到英国的世界殖民体系。
不可否认的是，东印度公司英国称霸全球的时代确实在客观上充当了“殖民帮凶”的角色。
但从表面上来看，东印度公司依旧与亚洲各国维系着一些贸易往来。
从清朝中期开始，东印度公司就开始利用手中的金钱一步步地拉拢一些外贸官员，从而获得了在中国“做生意的权力”。
彼时的中国虽然名义上还是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
但英国人靠着贿赂当地官员，成功地将大批商品运进了中国，又拿着中国的商品销往西方。
（罗伯特.福钧）
英国人发现，中国的茶叶不光味道芳香，还有着提神的功效，非常受一些欧洲贵族们的欢迎。
于是，他们便开始从中国大批大批地进口茶叶。
当时的英国正处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展阶段”。
生产了大量的机器设备准备卖往中国。
但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历来都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根本没有人需要那些大机器。
对于当时普通的中国农民来说，提高生产效率根本没多大的意义。
反正自家就这么几口人，地里产出来的粮食够吃就行了。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办公大厦）
后来，英国人还尝试着往中国出口刀叉，还有很多英国人在沿海一带偷偷地开设了一些西餐馆。
他们企图在文化上影响中国人，让中国人爱上吃西餐。
但好几年的时间下来 除了沿海一些城市的居民之外，根本没有人需要刀叉。
在中国老百姓们看来，英国人吃饭用的刀叉，既不能用来干活，用来吃饭又显得多余。
因此，那些往中国倒卖刀叉的英国商人直接赔了个“血本无归”。
长期以来，由于英国对中国出产的瓷器和茶叶都有着极高的需求量。
而中国人对于英国生产的各种工业产品根本不感兴趣。
久而久之，英国人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扩大了好几倍。
茶叶成为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一种高级产品。
当时英国对中国茶叶的需求几乎是举世皆知的。
所以，沿海一带的农民纷纷种起了茶叶，指望着它来养家糊口。
这样浮华的“风气”甚至还蔓延到了满清的朝堂之上。
晚清重臣林则徐在写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这么说道：
“然历年出洋之银，固已不可胜数，因思茶叶、大黄、湖丝，皆内地宝贵之物，而外洋所不可一日无者，闻每年出洋交易，约抵七八百万，第核其所卖之价，不过与内地价同。”
（晚清名臣林则徐）
林则徐的这番话充分地表明了当时的中国统治阶层对于外国人的态度。
他们得知茶叶在国外能卖出高价以后便开始打起了“茶叶贸易”的主意。
甚至不少人还希望用茶叶来间接影响外国人。
林则徐后来也多次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夷人离开了茶就不能活命”的观点。
这些话语在今天看来确实有些可笑，但当时的中国人这么想，也是无可厚非的。
英国人眼看着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便想出了两个“歹毒”的策略：
第一、向中国境内走私鸦片，渐渐掏空中国内地对白银储备。
第二、派出间谍前往中国的产茶地盗窃“茶叶种植技术”，将茶叶彻底引进到西方。
1840年，英国人为了实现第一条策略，主动挑起了“鸦片战争”。
中国军队在先进的工业化军队面前显得毫无还手之力。
两年以后，中国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英国人正式获得了在中国境内活动的权力。
这也为后来福钧等人“盗窃茶种”的卑鄙行径奠定了基础。
（描绘《南京条约》签订时的场景）
1843年，福钧便带着一张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委任状来到了中国。
在来中国以前，福钧对当时中国社会上活跃的各个阶层都做过一番研究。
他发现中国的官员们非常看重“官衔”，于是他便伪造了一个“贸易官”的身份。
果然，等到福钧到达浙江以后，当地的官员们听说他是英国政府的官员，对他的态度几乎可以说是“谄媚”。
当然，福钧对给自己办事的中国人出手也是非常大方的。
他从怀里掏出了几张银票递给当地的官员，向他们了解了本地对茶叶种植情况。
这些官员们哪知道福钧对葫芦里到底卖得什么药啊，立刻将中国茶叶的情况和盘托出。
就这样，福钧花费了很小的代价就初步获得了中国茶叶的种植情况。
几天以后，福钧又花钱雇来了杭州当地一个姓吴的书生。
两个人一起一步三摇地来到了杭州的乡下。
刚一到杭州的乡间，福钧就看到了大片大片绿油油的茶田。
英国的气候潮湿多雨，因此福钧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大范围的茶田。
他瞪大了眼睛望着面前的一切，仿佛置身在一片绿色的海洋中。
福钧轻轻地吸了一口气就闻到了他梦寐以求的茶香。
福钧看到的这些茶就是今天的西湖龙井。
他们大踏步地走向茶田，准备一探中国茶的秘密。
通过吴姓的书生，福钧很快就和当地的茶农们建立了联系。
茶农们非常纯朴，还请两人坐下喝茶。
福钧便乘机打听起了茶叶的栽培工艺和制作工艺。
在茶农的带领之下，福钧他们得以目睹了整个茶叶制作的过程。
只见，福钧一边看着茶叶的制作流程，一边低下头在纸上写着笔记。
此刻，福钧觉得自己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人。
如果他将中国茶叶的秘密带回英国一定会引来全国的关注。
那时候，他能够挣到的钱，又岂是现在所能够相提并论的呢？
临别之际，福钧向当地的茶农们又购买了几斤茶叶。
而且，福钧还给了茶农一些“小礼物”，换到了他们手里的茶种。
这些茶种即将在异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从而迸发出震惊世界的力量。
就这样，福钧对于中国茶叶的首次盗窃计划便圆满完成了。
后来，福钧将这些内容全部记录在了自己的文章当中。
这些文字在欧洲出版以后，福钧本人立刻名声大噪。
从此以后，福钧也在英法两国得到了一个非常贴切的外号——“茶叶大盗”。
然而，福钧对中国茶的盗窃计划却并没有因为第一次的成功而结束。
相反，第一次能够顺利地盗窃“西湖龙井”的茶种让福钧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机会。
经过好几轮申请和游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层领导者决定再派福钧进入中国寻找“更好的茶叶”。
这一次，福钧把自己贪婪的目光瞄准了福建的武夷山区。
（晚清时期的普通中国百姓）
1849年的5月，福建的武夷山区迎来了采茶的季节。
由于前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对于中国茶的生长周期还不够了解，福钧为了偷到茶种，在杭州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一次在来中国以前，他就做足了功课。
武夷山的大红袍刚刚进入采摘季节，福钧便来了。
这次，福钧依旧找了一位当地的中国人带路。
福钧在一座寺庙里找到了一个老方丈为他引路。
这座寺庙已经残破不堪，僧人们大多已经下山化缘去了。
只剩下老方丈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寺庙里，显得非常“可怜”。
于是，福钧便主动迎了上去，表示自己想让老方丈带着他去了解一番当地的民情。
老方丈一看福钧的身上居然穿着清朝官员的官服，便以为他是一个“官员”。
大约半个小时以后，老方丈便拿着简易的行李跟着福钧一起出发了。
在路上，老方丈不停地在向福钧介绍着本地的风土人情。
老方丈以为，福钧是清朝政府派来地方上“视察民情”的官员。
说来也是可笑，福钧对这套官服还是直接从当地官员那里买来的。
对于自己这身官服到底代表着什么，福钧根本就没有兴趣去了解。
他的脑子里始终在思考着一个问题：怎么偷到茶种。
（福建武夷山风光）
两个人走了一路聊了一路，当地的百姓看到福钧跟老方丈在一起也纷纷打消了对他的怀疑。
再加上老方丈一番煞有其事的介绍，福钧“清朝官员”的身份也算是被彻底坐实了。
见了这样的情况，福钧索性拿出了官员的派头询问起了当地百姓种植茶叶的情况。
“回大人，我们这里种植的都是大红袍，是全国有名的茶叶，您如果不相信的话，我们可以给您沏一壶来尝尝。”茶农们战战兢兢地跪伏在地上，微微抬起头注视着福钧，眼里尽是恐惧的神色。
说到底福钧还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商人，他非常懂得察言观色。
眼看着老百姓们都已经被吓成这样了，他立马改了一副亲切的面孔对众人说道：
“本官这次就是代表朝廷来看望你们茶农的。所以，我需要带走一些茶花。如果你们的茶种得好，来年朝廷重重有赏！”
茶农们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在清朝士绅官员们的田地根本不用交税。
全天下的财税负担都被压到了老百姓的头上。
普通的农民能够少交一点税款都已经觉得是一件幸福的事，更别说是什么奖赏了。
（武夷山地区的茶田）
过了几分钟之后，农民们便聚集在一起高呼万岁。
福钧他们也被热情的村民给围了起来。村民们说什么都要请他们回家吃饭。
最后，福钧难以拒绝当地人的款待，只能在当地吃了顿饭。
吃过饭后，福钧也得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茶种”。
同时，福钧还从中国农民的手里得到了“武夷山大红袍”的茶花。
如果说先前被福钧偷走的茶种关系到茶的种植技术，那么这一次他偷走了茶花，则是将“制作茶叶”这项古老的技术彻底带出了中国。
当福钧离开茶农们居住的村子时，负责给他带路的方丈还在不断夸奖他：
“大人啊，您可真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好官啊！我们这里的百姓遇到了您可真是有救了啊！”
（晚清时期的“封建官僚”）
面对热情地老方丈，福钧一时之间居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因为，他很清楚自己这一趟旅行的目的是什么。
比起心里始终装着“天下苍生的老方丈，他的行为令他自己都感到惭愧。
后来，在回忆起来福建骗去“大红袍茶花”的这段历程时，福钧多次表露出了惭愧、羞愧的意思。
或许他是被老方丈和当地村民们所感动，又或许是他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不正义性”。
他的心里居然有了一丝令人难以捉摸的“负罪感”。
但是，当福钧从中国的福建山区返回印度以后。
面对成千上万的金钱，福钧作为一个商人的本性再一次暴露无遗。
而中国的“茶文化”无意之间也随着他的贪婪走向了全世界。
那些被他盗走的茶种将会深深地震撼世界，并给中国造成难以挽回的经济损失。
（英国的殖民官僚）
回到印度以后，福钧用尽了所有办法向英国殖民当局展示“武夷山大红袍”的优越性。
而且，福钧还非常卑鄙地建议道：
“如果我们能够在印度种植这种茶叶，不久之后我们就可以摆脱对中国的茶叶依赖，我们甚至还可以利用工业优势向中国出口茶叶。”
本着试一试的心态，英国人在印度的阿萨姆地区建立了一批“红茶种植园”。
从此以后，来自中国的茶种与来自印度底层的贫苦工人一起为大英帝国创造了上千亿英镑的财富。
直到今天，阿萨姆红茶依旧是印度为数不多的“国际品牌产品”。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如果没有当年福钧来到中国福建骗取茶种的往事，也就没有今天的“阿萨姆红茶”。
不得不说，福建人对于世界茶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
英语当中“茶”这个单词的发音据说就是来源于福建当地的方言。
后来施舍茶叶贸易的不断发展和扩大，福建人对于茶的称呼也成为了全世界爱茶人士的共同语言。
另外，由于福钧对“盗茶事件”，红茶也流传到了西亚、欧洲等地。
土耳其等一些国家也开始陆陆续续地出现了种植红茶的产业。
到了二十世纪初的时候红茶还成为了不少国家军队当中的必备品。
当时的军事家们认为，士兵每天喝一些红茶有助于保持他们健康的体魄。
而且茶本身的味道也征服了很多欧洲人的味蕾，使得士兵们对他产生了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依赖。
（印度阿萨姆邦的“红茶种植园”）
1851年5月，万国博览会在伦敦正式开幕。
在这届博览会上，福钧不遗余力地推销起了自己手里的茶叶。
他对来来往往的各国客商们说道：
“中国的茶叶都是有毒的！他们的茶之所以那么好看，是因为他们在茶叶上添加了着色剂！”
福钧对这番话深深地戳中了当时欧洲人心里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当时，西方媒体热衷于将中国人描绘成一个“丑陋邪恶、愚昧无知”的群体。
而西方人的社会在这些媒体的笔下往往代表了文明与先进。
福钧的这番言论刚好契合了他们的种族主义心理。
从此以后，中国茶叶在西方便失去了上流社会的市场。
“喝中国茶”也从欧洲社会的一种时尚潮流变成了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落后文化符号”。
中国人失去了茶叶市场的话语权后，世界各地的茶叶品种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
它们的茶种几乎都源自中国茶，但是它们却都拒绝承认自己和中国茶有联系。
根据后世学者们的估计，从道光年间到清朝灭亡，中国政府在茶叶贸易上的损失高达800万两纹银。
这个数字相当于是晚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
茶叶种植技术的流失给我国造成的影响至今依旧没有消退。
而西方国家的人们虽然喝着中国茶却又对中国人和中国的一切事物嗤之以鼻。
不过，即便是这样，英国人“喝茶”的习惯依旧被保留到了今天。
时至今日，在英国喝下午茶依旧是很多人的习惯。
在忙碌了一上午了之后来上一杯热腾腾的茶水，吃上一口美味的茶点依旧是很多人眼中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生活”。
随着西方国家对我国殖民侵略的逐步深化，我国沿海一带的居民也逐渐形成了“喝茶”的习惯。
今天令很多人引以为傲的“下午茶”其实与中国的古代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也不知道今天的白领们坐在茶餐吧里喝茶的时候，还能不能想起中国悠久的“茶叶历史”。
中国作为茶的故乡，一直都是“茶文化”最好的代言人。
我们拥有悠久的种茶历史和饮茶历史，但是“小农经济”的封闭性让我们闭目为盲，不再去关心外面的世界。
福钧能够两次丛中国的土地上偷走“茶种”既是一种民族屈辱，也是一种我们落后的具体表现。
（描绘“伦敦万国博览会”场景的油画）
中国人民近代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整部“屈辱史”。
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我们的国门，逼迫着中国人民放下尊严沦为西方人的附庸。
不少人在这个过程中沦为了买办和西方人的“帮凶”，使得人民和国家的命运雪上加霜。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
历史无数次地证明，中华民族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中国文化也不会因为几次打击而彻底丧失自己的活力与生命力。
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强盛，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主动地了解中国文化。
还有一些外国人不远万里地来到中国学习汉语、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
在不知不觉中，中国正在以一种更加自信的姿态面对世界。
而中国的文化也开始成为了全世界的一种“潮流”。
不过，在这个越来越多元化的世界当中，中国文化只是一种特殊的符号，并不能够代表全世界。
相比于某些狭隘、刻薄的国家，将自己的文化视作全世界人民的“行为准则”。
中国人在文化上的态度显然更加自信也更加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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