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最后3名军统特务，隐姓埋名64年后，在2013年留下一张合照
2013年，浙江省江山境内一栋普通的建筑中，迎来了一场特殊的会面，祝仁波拄着拐杖，在记者的带领下颤颤巍巍地走进了这座院子，而此时另外两位满头白发的早已经等候多时。
见到祝仁波的第一时间，这两位老人浑浊的眼睛忽然一亮，匆忙起身迎了上来：“ 老战友，终于又见面了。”
三个人三双手紧紧交握在一起：“ 64年没见了，大家都老了啊。”
他们连连感慨着，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任谁也想不到，这三位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老人，竟会是当年国民党撤退时，留在大陆的最后3位特务：祝仁波、戴以谦和王庆莲。
作为国民党的特务，他们3人身上有着怎样的过去？1949年国军撤退之时又为何留在了大陆呢？
国民党军统局全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是由蒋介石的心腹戴笠一手成立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主要的工作就是调查、抓捕共产党人，并且以各种手段威胁、暗杀并囚禁共产党。
戴笠为人心狠手辣，在职期间曾为蒋介石立下不少“战功”，不少共产党人都落在了他的手中，可以说，不论在什么时期，戴笠对我当造成的伤害都是不可磨灭的。
那这三位国民党特务又是如何留在大陆的？他们过去又做了什么呢？
实际上，王庆莲老人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曾说道：“戴笠这个人是有些厉害的，但是军统中的人有坏的也有好的，那里不只是搞反革命工作，也为抗战工作出过力，甚至在抗战中牺牲了18000多人，他们都是为抗战出过力的。”
实际上，王庆莲老人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曾说道：“戴笠这个人是有些厉害的，但是军统中的人有坏的也有好的，那里不只是搞反革命工作，也为抗战工作出过力，甚至在抗战中牺牲了18000多人，他们都是为抗战出过力的。”
王庆莲虽然也是在军统中工作，但是却鲜少参与反革命的任务。
她是在1943年加入国民党的，当时她还只是一个15岁的小姑娘，因为家中生活贫困，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王庆莲便趁着国民党招兵之际，申请加入了军队。
当时抗战正进行到白热化阶段，国共两党也还正处于合作阶段，所以当时很少有调查共产党的任务。
王庆莲和另外几个女生很快就迎来了她们的调配，当时军统局正处于缺人的阶段，因此她们在这一年6月被送到了重庆参与训练后，被送到了磁器口造纸厂做打印工作。
刚开始王庆莲只是军统局中一个普通的文职人员，与此同时，她还在进行着翻译方面的训练工作。
一直到1944年，王庆莲才被调到了军统局本部译电科华南股，成了一名翻译人员，股长是她的亲舅舅。
王庆莲
译电科的工作十分规律，他们每天只需要工作10个小时，完成手中分配的任务就可以结束一天的工作。
根据王庆莲的说法，译电科虽然并不直接接触外界，但是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尤其是保密措施要做到位，因此戴笠在选择翻译人员的时候，几乎招揽的都是江山地区的人。
因为身为军统局的一把手，戴笠及其手下毛人凤两人都是江山人，这样一来他们在办公室中，就只需要说方言，而不需要通过普通话交流，除非是江山人，否则很少有人会听懂他们在说什么。
办公室中的工作十分乏味，而王庆莲除了工作之外，也鲜少和外界接触，对外面的情况了解得并不多，并且由于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期间，所以她接到的任务大多数都是关于日军的情报，对于共产党的情况了解的并不多。
而她的股长舅舅似乎也有意保护她，很少让她接触关于国共两党的事情。
随着年纪渐长，王庆莲家中的情况逐渐好了起来，不用再担心会吃不上饭，而在军统局工作久了之后，她深刻地意识到，这份工作并不是长久之计。
并且在抗战结束之后，王庆莲的遭遇更让她坚定了离开国民党的决心。
当时战争刚刚结束，举国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王庆莲也感到十分激动，她第一时间就向上级申请，希望能够尽快回到南京，见见自己的家人，共同分享这份喜悦。
但是她的组长却将她和几个姐妹留了下来，声称她们的工作完成不好，必须要在这里再呆一段时间，才能另作考虑。
王庆连一时心中不服，便叫上几个姐妹，几人自掏腰包，乘坐火车回到了南京，而此时距离日军投降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时间。
王庆莲到南京部报道之后，深刻地意识到自己虽然没有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但是只要身在国民党一天，就要担着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风险。
因此一个月之后，王庆莲便辞去了这份工作，返回家乡找了一份普通的工作，嫁人成家，过上了普通的生活。
解放战争结束之后，国民党撤离之际，一些还在国民党中工作的好友担心王庆连会被曾经的这段工作经历所连累，便主动邀请她一同撤往台湾。
此时王庆莲已经是几个孩子的母亲，对于曾经的特务生活也是闭口不提，她不忍心离开自己的故乡和亲人，便拒绝了好友的邀请，主动留了下来。
她将自己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坦陈给了杭州政府，而因为她在国民党军统局中工作的时间不长，并没有做出过反革命的事情，鉴于她是为了养家糊口这个特殊情况，组织只对她进行了一番审问之后，便将她放了回去。
此后王庆莲一家便过着平静又普通的生活，王庆莲也和普通的妇女一样，每日为了柴米油盐努力工作、努力生活。
相比起王庆莲，另外两人在军统中的职务要更加敏感一些。
戴以谦曾经接待了到江西视察的戴笠，因此达到了戴笠的赏识，从而进入了军统局中工作，因为和戴笠相识的关系，他在军统局中的职务要高一些，他在情报组中颇为吃香，接触核心工作也要更多一些。
戴以谦为人圆滑，在军统局中各处都有人脉，就连戴笠对这个年轻人也有几分赏识，所以这也就导致戴以谦在尝到一些甜头之后，对军统和戴笠是忠心耿耿。
抗日战争期间，戴以谦在搜集情报、抓捕日军特务这方面也是做出了不少的贡献，在当时也算是风头无两。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戴以谦继续留在了军统局中工作，这也是是他后半生“沉寂”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军统局情报组中工作的时候，戴以谦为了所谓的“建功立业”，一时鬼迷心窍，站在了我党的对立面。
他工作依旧努力，手段也依旧灵活，但是这次的枪口却对准了我党。
在抓捕我党地下工作人员方面，戴以谦也出了不少力，甚至有不少地下党成员都落在了戴以谦手中。
戴笠因为一场意外离开之后，毛人凤接手了军统局中全部的事务，并对军统局由内而外进行了一番整改，戴以谦身为戴笠跟前的红人，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冷落。
他一气之下离开了军统，前往北平投奔了傅作义，试图重新发展自己的“事业”。
然而此时随着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北平一时间成了众矢之的，为了保全这座古城，傅作义认清局势，选择了投诚，戴以谦也只好跟随傅作义一起投入到我党的阵营。
但是因为他此前对我党造成了不小的危害，因此被判罚在狱服刑，一直被关了5年才放出来，这在当时已经算是较轻的刑罚了，因此戴以谦并没有对此提出任何异议，他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了深刻的检讨，他表示：“我意识到我过去犯了多大的错误，也很感激党组织能给我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以后我一定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但是5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足以改变很多事情，在这期间，戴以谦的妻子因为无法忍受他的过去，便主动带着孩子离开了，等到戴以谦出狱的时候，妻子和孩子早已经不知去向。
戴以谦自知没脸再见妻子，便没有再打扰过他们的生活，而是选择回到老家，老老实实成了一名种地的农民。
他的后半生十分孤寡，晚年的时候因为行动不便，没有孩子照顾他的生活，当地政府便将他安排进了养老院，并且每月发放一定的津贴，保证他的日常生活。
对于政府既往不咎还愿意为他养老的做法，戴以谦在面对记者的时候不禁流下了感动的泪水：“是共产党给了我新生，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最后一位祝仁波和他们两个不同，他是一名实实在在的技术人员。
祝仁波在13岁的时候就进入了军队，在其他士兵都忙着舞刀弄枪，幻想着上战场建功立业的时候，祝仁波却一头就扎进了电台通讯的研究中心。
相比于蛮力，祝仁波更希望以智力提升军队的实力，同时为祖国的科技发展做出努力。
后来凭借着一手技术能力，祝仁波毫不费力就进入了军统局，但是他从事的并忽视谍报或者翻译方面的工作，而是实打实的技术维修、电台维护等工作，这项工作当时能做的人少之又少，祝仁波是为数不多技术精湛的人。
抗日战争期间，为了抗战的顺利推进，祝仁波多次深入前线，为我军修好了电台，保证前线部队能够及时获取情报。
在1944年的松山战役中，祝仁波就曾亲自前往最前线，负责电台的维修工作，在漫天的炮火中，祝仁波一次又一次冒着生命危险，连接起前线和大后方的通信。
他为抗日战争做出的贡献是不可抹灭的。
国民党战败之后，国民党人都陆陆续续撤往了台湾，祝仁波主动留在了大陆。
在他心中，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是国家的一部分，所以留在那里都是一样的，因此他拒绝了国民党的邀请，主动留在了大陆。
战争结束之后，祝仁波便在组织的委派下，到农场中做了一名技术维修工人，这也让祝仁波的技术能力有了用武之地。
刚到农场中的时候，祝仁波的日子并不好过，不少乡亲们知道他军统特务的身份之后，便主动地远离了他，甚至一度传起了谣言。
但是祝仁波并没有在意外人的看法，而是平平静静地过着自己的日子。
工作的祝仁波
慢慢的，民众们被他乐观的生活态度所感染，逐渐接纳了这个普通的工人，接触得多了之后，他们逐渐意识到，祝仁波和他们印象中的特务一点都不一样，祝仁波平易近人，平时也丝毫不吝啬自己的技术，村民家中有什么东西坏了都可以来找祝仁波修理。
祝仁波在乡下的日子也逐渐好了起来。
他原本以为自己的军统生涯已经是过去式，却没想到64年后有一天，会有记者亲自找上门，要对他进行采访。
祝仁波老人还像从前一样，对自己的过去丝毫没有避讳，对记者说的提问也是有问必答。
面对记者想要三人聚首的请求，已经92岁的祝仁波微笑着同意了，很快，在记者的带领下，祝仁波来到了浙江江山境内一座普通的院子中，见到了昔日的同僚。
尽管他们三人曾经隶属不同的部门，交集也不多，但是身为大陆最后三名曾经在军统局中待过的人，他们在回忆起过去的时光时也总是充满了感慨。
如今再次重逢，他们不约而同对过去缄口不言，因为对他们来说，那只是过去，留给他们更多的只有新中国的包容、宽恕给他们带来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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