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30日，時任印尼總統的蘇加諾訪華，毛主席在中南海與其進行會談，兩人就世界未來發展局勢和當前面臨的重要問題展開了深入坦誠的交流，蘇加諾還提到了一個敏感問題，即台灣未來將何去何從，對此，毛主席指出了未來台灣的兩條出路：一條是通向華盛頓，另一條則是北京。
話音剛落，正當蘇加諾正準備再次提問時，毛主席又緊接着來了一個大轉折，他表示，第一條道路是絕對行不通的，蔣介石的反動統治終將以失敗告終，他們遲早會被自己心中最親密的盟友美國拋棄。
實際上，關於如何解決台灣問題，毛主席和黨中央早已有所行動，早在新中國成立前，毛主席便已經開始着手籌劃解放台灣了，但最終由於種種原因才被擱置，後考慮到台灣同胞和廣大人民對和平發展熱烈地渴望，毛主席審時度勢，順應民心，表達了希望能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美好願景。
1949年初，隨着北平和平解放，毛主席開始謀劃解放台灣之事，1月31日，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秘密抵達西柏坡，與毛主席進行會談，毛主席向其介紹了當前解放戰爭的大好局勢，並首次提到了台灣問題。
3月，毛主席提出“武力解放台灣”的戰略方針，不久後，新華社發表了《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的社論，並在文中提出了“解放台灣”的口號。
6月，歷時42天的渡江戰役以人民解放軍的勝利宣告結束，蔣介石重兵集團被合圍殲滅，幾天後，毛主席就按照之前的設想，乘勝追擊，親自點將，交由粟裕負責解放台灣的歷史重任。
同時，直接了提出攻台作戰問題：研究是否有可能在較快的時間裏奪取台灣，以什麼樣的形式奪取，用什麼辦法來分化台灣的敵軍等。必須明確的一點是，台灣問題如果不能解決，那麼，上海和沿海各港口將受到很大危害。
毛主席在發給粟裕的電報中，曾向他提到了四個重要的任務，其中之一就是準備解放台灣。為了能夠儘快解決台灣問題，中共中央專門成立了解放台灣工作委員會，由粟裕負責，同時，還對解放台灣後的各領導班子進行了相應搭建，對相關幹部開展集中培訓。可見，當時，中共中央對於解放台灣一事勢在必行。
不過，毛主席也深知，解放台灣面臨複雜的問題，如果動用武力首先必須解決的就是渡海作戰問題，還有美國的干涉，只有人民解放軍的力量更強大，美國妄想實施軍事干涉的可能性就越小，在人民解放軍解放台灣的作戰計劃中，與美國直接正面交戰從來就是被算在其中的。後來形勢的發展，也證明了毛主席作戰計劃的預見性。
不可否認，對當時軍事裝備落後的人民解放軍而言，解放台灣困難重重，但這絲毫沒有動搖大家對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堅定信念。在毛主席的計劃中，解放台灣的時間是在1950年的夏季。
7月，在蘇聯進行訪問的劉少奇，向斯大林提出了提供海空支援的請求，以配合人民解放軍實施解放台灣的計劃。此外，毛主席還表示，希望能夠派遣三四百人去蘇聯學習空軍方面的相關知識，並購入飛機，組成攻擊部隊，為日後奪取台灣提供渡海掩護。
在與朱德討論解放台灣的問題時，毛主席曾指出，只要蘇聯能同意提供海空支援，幫助人民解放軍掌握制空權，我們便能立即發起進攻台灣的戰役。不料，蘇聯方面的態度令人大失所望，斯大林同意幫忙培養飛行員，但一口否決了為攻台提供海空支援，他認為，一旦蘇聯介入，必然會招致美國報復，從而引發蘇聯和美國之間的戰爭，這是蘇聯人民不想看到的。
儘管斯大林拒絕直接對人民解放軍提供飛機和軍艦，但這時的形勢相對來説還是有利的。國民黨內部腐敗不堪，退守台灣後，只有20萬作戰兵力，部隊雜亂無序，頗有烏合之眾之嫌，防務空虛，同時，台灣經濟幾近崩潰，島內民眾生活艱苦，更致命的是，整個國民黨內部被籠罩在“失敗主義”的驚懼中。
廈門、漳州被我軍收回後，金門一躍成為蔣介石最為重視的戰略據點。10月24日，解放軍出動3個團約9000多人，渡海進攻金門，但遭到了國民黨飛機和軍艦的轟炸，最終覆滅，金門戰役的失利，讓解放軍深刻意識到了渡海作戰的難度，為全體解放軍敲響了警鐘，10月29日，毛主席致電各大軍區，指出金門失利的主要原因在於輕敵和急躁，要求尚在作戰的軍團要穩步且有計劃地推進殲敵進程。
11月，中共中央軍委決定在未來半年內組建兩個殲擊機團和一個轟炸機團，全力配合解放台灣的作戰計劃。
1950年5月，解放軍通過渡海作戰，成功解放了海南島，殲滅負隅頑抗的國民黨殘餘部隊3萬餘人，眼看駐守舟山羣島的12萬國民黨軍將成為解放軍的下個目標，蔣介石立即下達撤退命令，保存了有生力量，讓解放軍殲滅台灣島外圍蔣軍的計劃落空，同時，也使得台灣的防務得到加強。
負責台灣問題的粟裕深刻意識到，未來解放台灣必將面臨更加激烈和殘酷的作戰，深思熟慮後，他提出增加第一梯隊兵力的建議，由此前的4個軍增加為6個軍。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上，毛主席明確指出，當前最緊迫的任務是要解放台灣和西藏，同時，粟裕還在會上對解放台灣的準備情況和作戰方案做了詳細彙報。會後，粟裕與毛主席再次探討了解放台灣所面臨的一些問題，粟裕直言，如果對台作戰沒有絕對勝算，寧願再推遲一段時間，也不可輕易發動進攻。不過，按照當時解放台灣準備工作的進程，即使推遲也不會太久。
然而，國際形勢瞬息萬變，七屆三中全會結束後沒多久，朝鮮戰爭突然爆發，隨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組成所謂的“聯合國軍”介入，直接威脅到我國領土和國家安全。與此同時，美國第七艦隊悍然開進台灣海峽，干涉我軍解放台灣。受此影響，毛主席和黨中央經過深思熟慮後，決定暫時終止進攻台灣的計劃。粟裕也被安排負責抗美援朝作戰指揮的重任，後因其身體原因，不得不住院治療。
而關於何時解放台灣的問題，陳毅元帥提出了“1951年不攻，1952年解放台灣”的建議並獲得毛主席批准。
但實際形勢的發展變化使得解放台灣的作戰計劃一拖再拖，自此，實現祖國完全統一走上了一條漫長的道路，這也是毛主席始料未及的。
但不可否認，在毛主席的領導下，人民解放軍對台灣問題做了極為深入的研究，這些資料至今仍然有着極為重要的參考和借鑑意義，毛主席曾經主持部署的一系列解放台灣戰略在今天世界發展大勢下看仍然是偉大且可行的。
蔣介石退守台灣後，曾利用台灣和大陸之間的一些島嶼作為保衞台灣的屏障，甚至藉此襲擾大陸，其中，一些島嶼上的國民黨守軍，更是經過幾年苦心經營，形成了系統的防禦體系，使解放軍在台灣海峽面臨更加複雜的鬥爭形勢。
為了扭轉這一局面，毛主席當機立斷，決定反擊，1955年1月，一江山島戰役打響，這也是解放軍首次進行海陸空三軍聯合作戰的一次戰役，不到24小時，解放軍便佔領了一江山島，大獲全勝，此戰後，國民黨軍在其他島嶼的兵力悉數撤回，解放軍不戰而勝，蔣介石徹底失去了進行海盜活動和部署襲擾大陸的跳板，台海形勢發生重大轉變。
與此同時，毛主席關於解決台灣問題的思路也正在發生變化，1955年3月，中共中央首次提出了在可能的條件下採取和平方式解決祖國完全統一問題。這一年的萬隆會議上，周總理對國際社會釋放了與國民黨進行第三次友好合作的誠意。中共在思想上的轉變也預示着未來對台政策的重大變化。
1956年，毛主席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各類具體事項進行研究，並表示在台灣願意迴歸祖國的情況下，可以讓台灣一切照舊。這説明，毛主席關於“一國兩制”的初步構想已經有了雛形。
不過，蔣介石卻始終拒絕參與和談，並屢次襲擾大陸沿海地區，1958年8月，為挫敗國民黨軍的囂張氣焰，毛主席親自在北戴河指揮炮擊金門的作戰。
一切正如毛主席預想的發展，美國方面隨即跳了出來，企圖藉此分裂中國，而儘管蔣介石倚仗美國力量，但同時，他又堅決反對將“台灣問題國際化”，強調“大陸、台灣皆為我中華民族領土，不容割裂”，因此，毛主席利用炮擊金門成功激化了蔣介石和美國方面的矛盾，為黨中央長期考慮台灣問題創造了有利條件。
1971年10月25日，新中國正式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台灣當局代表被驅逐離開，實際上，“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的重大格局已經悄然形成，毛主席關於台灣必將通向北京的預言也一語中的。
儘管台灣問題尚未解決，但毛主席的戰略思想為祖國統一大業奠定了深厚的根基，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早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潮流。
据日本时报、共同社等多家外媒6月23日报道，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发布的最新公告显示，中国海军“双航母”前出西太的远洋训练部署任务随着山东舰打击群的返航而暂时告一段落。 （日本海上自卫队拍到的山东舰） 据日本海上自卫队和空中自卫队观测结果显示，本月20日至22日左右，山东舰打击群在菲律宾吕宋岛东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舰载机起降等日常训练，而伴随行动的还有两艘055大驱“延安”舰（舷号106）和“遵义”舰（舷号107）。随后，日方确认山东舰打击群于22日晚些时候通过巴林塘海峡，返回中国南海海域。除此之外，同样在前段时间部署到西太的另一支由055大驱“拉萨”舰领衔的远洋编队，也在22日当天通过了宫古海峡返回东海海域。 （日方公开的中国航母行动路线） 中国双航母刚刚“回家”，英国人的航母就要来了。 CNA新闻网最新报道指出，英国海军“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打击群（CSG 25）于当地时间23日抵达新加坡，预计不日将在完成补给后重新启程前往南海和东海进行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威尔士亲王号停泊的港口不是新加坡的军用港口，而是更大、更招摇的“滨海湾游轮中心”港口。并且就在抵达后，英国人还大张旗鼓地安排了“游行队伍”举行欢迎仪式。有外媒评论称，相比其他军舰，威尔士亲王号的行动显得过于高调，这可能是旨在向中国发出所谓的“威慑信号”。 （威尔士亲王号驶入新加坡滨海湾游轮港口） 据悉，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大臣彼得·凯尔和国防参谋部副总参谋长莎朗·内史密斯将军将随威尔士亲王号一道访问新加坡。当然，在其官方声明中，英国人宣称此次访问旨在“重申英国对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与繁荣的共同愿景”，但实际上，英国海军这次行动就是冲着中国来的。 威尔士亲王号打击群的行动是英国海军“高桅杆行动”的一部分，而此次行动的核心就是印太地区。英国方面公开的消息显示，威尔士亲王号打击群未来将在印太地区与美国、印度、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并将致力于“维护国际规则”——当然，是符合英国利益、由美国主导的所谓“国际规则”罢了。 （威尔士亲王号上的F-35） 近段时间以来，英国、日本等美国盟友国家持续加大对中国的挑衅力度。就在几天前，日本海上自卫队“高波”号驱逐舰不顾中方警告，穿越台湾海峡，引起中方强烈不满。 但美英日本等国当然是不可能如愿以偿的——毕竟中国不是伊朗，中国拥有足够的海上和空中军事实力。无论是各种岸基、空基反舰导弹，还是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的东风-26反舰弹道导弹，都是有足够力量将外敌拒止于所谓“岛链”之外的。 （中国的弹道导弹是美英等国不能碰瓷的） 除此之外，中国海军当前也已通过“双航母”前出西太的部署，证明了中国也有足够的能力在海上和英美的航母打击群“正面对垒”。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在日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中国的山东舰和辽宁舰在此次前出西太部署训练，光是日本自卫队可观测的战斗机起降次数就达到了大约1000次，证明了中国海军的攻击范围和能力不断扩大和增强，甚至能够“深入太平洋”作战。而更令美日等国担心的是，等到福建号航母服役，装备了新一代电磁弹射器的福建号战机起降次数还能更进一步，甚至超过美国的“尼米兹”级航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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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语出惊人：“每个邻国都必须明白，与印度合作能带来好处，否则将付出代价。”这番赤裸裸的“胡萝卜加大棒”宣言，矛头直指南亚诸国，而中国被单列为“必须对抗”的对象。他毫不避讳地批评印度过去的对华政策“犯下重大错误”——忽视边境基建导致战略被动。 就在这番话余音未散之际，23日，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飞抵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王毅强调，中印应坚持“互为发展机遇、互不构成威胁”，呼吁“龙象共舞才能共赢”；多瓦尔则承诺“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推进合作”。一硬一软的两场对话，如同印度对华战略的“双簧戏”：一边是外长放话施压，一边是特使务实谈判。苏杰生口中的“历史错误”，实则是印度用惨痛代价换来的教训。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后，印度疯狂推进边境基建竞赛，但自然环境和技术的双重短板让其付出惊人牺牲。据印度国防部报告，2020至2024年间，边境道路组织（BRO）共有1279人死于施工事故、自然灾害和疾病，平均每两天便有一人丧生。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青藏高原的稳步推进：班公湖环湖公路、跨湖大桥、军民两用机场相继竣工，新藏铁路和川藏铁路攻克冻土与高海拔技术难题。印度虽在2024年紧急批准342亿元用于藏南地区1600公里高速公路，但苏杰生心知肚明——基建竞赛的背后，实则是综合国力的碾压性差距。苏杰生的“合作或代价论”，同样针对近期离心力加剧的南亚邻国。 马尔代夫新总统穆伊兹上台后，直接要求印度撤军，打破传统并首访中国，更宣称“马尔代夫不是任何国家的后院”。印度的反击迅疾而精准：先是煽动民间抵制马尔代夫旅游业，掐住其经济命脉；待马代外汇告急、生活必需品供应危机浮现时，苏杰生再以“救世主”姿态回访，承诺提供援助。同样的“驯服剧本”也在斯里兰卡上演。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在斯总统选举前密集会见四位候选人，明言“印度没有偏好”，却暗中推动阿达尼集团能源项目落地，同时施压斯里兰卡禁止中国科考船停泊。 这种“一手给糖，一手握鞭”的策略，正是苏杰生“邻国治理术”的实战演绎。这种算计，深植于印度对多极世界的野心。苏杰生直言，印度要在“竞争又合作”的多极化世界中“占据最佳位置”。于是，一边在边境陈兵布阵，一边又与中国维持年贸易额千亿美元的经济纽带；一边指责中国“威胁”，一边又强调“印中战略目标一致”。 苏杰生的狠话与多瓦尔的访华，共同构成了印度对华战略的一体两面：防范中带着不甘，对抗中藏着算计。印度加速边境基建、威吓邻国、拒绝调停，核心目标是在实力悬殊下争夺谈判筹码。然而，鲜血写就的边境伤亡数据、马尔代夫“去印度化”的挣扎、斯里兰卡对中资项目的暗中期待，无不揭示一个现实：靠施压维系的霸权终究难以持久。 王毅呼吁“龙象共舞”时，实则点破了亚洲未来的关键命题——两个一共拥有28亿人口的大国，若陷入零和博弈，无人会是赢家。苏杰生或许赢得了国内民族主义的掌声，但印度若真想“站上世界舞台最佳位置”，需要的不是对邻国的恐吓，而是与中国共寻“平衡之道”的历史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