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在希特勒死后，法西斯德国在盟军与苏联军队的猛攻下选择了无条投降，轴心三国中，只剩下日本仍在苟延残喘，负隅顽抗。同年7月，作为远东战场的参战国，中、英、美三国联合发布《波茨坦公告》，其中明文规定“许维持其经济所必需及可以偿付货物赔偿之工业”。换言之，这项条款的言外之意便是，日本在战后需要对它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进行必要的赔偿。

中国作为东亚诸国中受日本伤害最大的国家，战后接受日本的赔偿无疑是理所应当，但是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竟然放弃了对日本的索赔。

那么，为什么毛主席要放弃对日本的索赔呢？这个看似“武断”的决断背后，又隐藏着领导人们怎样的深思熟虑呢？今天就来带大家一起了解，毛主席决定放弃日本战争赔偿背后的故事。新来的朋友可以先点个关注，既方便回顾往期文章，又不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最初的抗议

《波茨坦公告》全称《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这是一份旨在促使日本放弃抵抗，内容涉及美、英、中、苏四国如何处理战后事宜的协议。值得一提的是，“美、英、中、苏”，的“中”，尚不是于1949年建立起的新中国，而是当时在中华大地上占据主导地位的蒋介石政府。

伴随着1945年日本签下无条件投降协议，战后对日本战争罪行的处理就被提上了日程，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日本对二战中受其侵害各国的赔偿问题。

为了落实在《波茨坦公告》中提出的战后赔偿，中、美、苏等参加抗日战争的11个国家，专门成立了名为远东委员会的组织，并在结合各国与日本的实际情况后，通过了这样一项政策——“为惩处日本之侵略行为起见，为公平赔偿各盟国因日本而受之损害起见，为摧毁日本工业中足以引起重整军备之日本战争潜力起见，此项赔偿，应由日本以现存之资产设备及设施抵付之，或以其现存及将来生产之货物抵付之。”

对于这项政策，与会各国无一例外地表示欢迎，只是在一片赞扬声中，正在与中华民国蒋介石政府对抗的中国共产党，却表达了对该政策的强烈不满。

在抗日战争中，由共产党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无疑也遭受了日本侵略者残暴的迫害，所以中国共产党不满的真正原因，并不是“日本向中国赔款”，一事，而是美国处心积虑组织起的赔偿办法。

1947年3月，美苏冷战全面爆发。为了侧面打击苏联、抵制中国共产党，作为日本占领国的美国，别有用心地将首批从日本拆卸下来的生产设备，以及日本工厂生产的物资，以先期赔偿的名义打包送给南京蒋介石政府。

尽管从名义上看，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似乎无可厚分，但是正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明眼人都看的出美国政府心里那点小九九。

同年7月7日，正值“卢沟桥事变”发生10周年之际，党中央在发布“七七“纪念日对时局的口号中，明确提出对“美国以赔偿为理由，资助蒋介石政府”政策的抗议。并要求，日本赔偿中国的物资，只能交给在抗日战中遭到日本侵略者蹂躏的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利用赔偿打内战！

《旧金山和约》与被“放弃”的赔款

虽然党中央的这个抗议，并没有得到美国的重视，但现实却再次证明，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尽管蒋介石政府在解放战争之初可谓占尽优势，更有美国这样明里暗里给出帮助的援手在外，但是到了1949年，以无“人和”在身的蒋介石政府已然颓势尽显。

国民党政府节节败退，面对一个处于共产主义领导下的大国即将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让美国政府不得不考虑是否转变他们在日本实行的政策。而也正在这时，苏联政府宣布，由苏联研发的第一枚原子弹试爆成功，这件事让美国再也无法在军事上占据绝对优势。两相结合，美国政府一咬牙，匆匆做出决定——将日本扶持为抵抗共产主义在东亚地区扩散的桥头堡。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同年8月，在麦克阿瑟的极力游说下，美军实施了仁川登陆，接着联合国军全面参战，最终，中国组织志愿军进入朝鲜半岛进行抗美援朝作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急需与朝鲜半岛近在咫尺的日本，向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战斗提供各种各样的军事物资，这就进一步导致日本身上枷锁进一步松动。

为了让日本更好地为美国服务，美国开始在涉及日本战后赔款的问题上动歪脑筋。1950年11月24日，美国违背《波茨坦公告》明文规定的条款，单独发表对日媾和原则，此举无疑是对中国，以及其他在战争中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害国家的不尊重。

1951年的9月4日，对日媾和会议在一片声讨声中展开，在这次会议上，印度、缅甸、南斯拉夫等国坚决拒绝出席，出席的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也拒绝在美国提出的“方案”上签字。

当时，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尚未获得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在美国的“组织”下，新中国这个遭受日本伤害最深，在会议上最有发言权的国家，竟然被摒除于会议之外。对此，主要负责外交事务的周总理以电文的方式，向所有与会者，尤其是美国与日本，提出了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

时间来到4天后的9月8日，这场会议在声讨声中展开，也依旧在声讨声中结束，美国为了快速达成所谓的媾和，罔顾反对与抗议，将苏联、印度、中国等国家摒除，与包括日本在内的49个国家签署了媾和协议。9月18日，周总理再次代表新中国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了美国与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并将其称之为“由美国政府包办的、片面的、不具备效力的条约”。

更让人感到气愤的是，中国之大，总有软骨头。就在美国导演的媾和会议结束的半年之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竟然迫于美国政府的施压，膝盖一软，在1952年4月27日与当时的日本政府签订了《日本国家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和平条约》。这份条约的签订，不仅代表广大中国人民结束了与日本的“战争状态”，选择与日本建立“邦交”，甚至还一度放弃了向日本索要赔偿的权力。

当时的日本与新中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于是日本政府索性把“鸡毛”当“令箭”，在外交场合多次强调“中国”已经放弃了远东理事会上主张的赔款。自此，尽管新中国曾多次强调国民党政府无法代表中国，日本政府却始终不曾在任何时间，向新中国进行过任何形式的赔偿，赔偿“被放弃”就仿佛已经变成了既定事实。

田中角荣访华，协议放弃赔偿

1972年9月25日，一架从日本起飞的专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飞行后，终于在上午10时许降落在北京国际机场的跑道上。那天，田中角荣作为第一位踏上中国土地的日本领导人，与前来接机的周总理亲切握手，这幅场景也就被一旁的摄像师抓拍下来，成为一副极具纪念意义与历史价值的老照片。

在这次为期5天的访华过程中，田中角荣带领的日本代表团就许多中日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展开讨论，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其中，在访华行程的第4天，双方经过协商后，共同发表了一份名为《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文件，正是从这份文件发布开始，中日两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关系终于结束，两国之间也将在日本对以往过错忏悔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必要的外交关系。

讲到这里，大家说不定会疑惑，既然双方都已经建立起外交关系，那么《波茨坦公告》规定的日本对中国的赔款呢？难道我们也像国民党政府一样，大手一挥便将其免除了吗？

当然不是。尽管周总理在中日双方的谈判会议上，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也就是放弃了1200亿美元的国家间赔偿，但是其余价值1800亿美元的国民赔偿要求，我们依旧没有宣布放弃，因为这是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期所犯罪行的惩治，我们不会也永远不可能放弃。

不过，尽管我们没有将赔偿全部免除，但是放弃1200亿美元的索赔在现在看来似乎也殊为不智。根据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数据，2020年我国GDP已经达到了1015986.2亿元人民币，折合美元约156727.5亿美元，而如此比较下来，1200亿美元的赔偿着实不少。那么，我们究竟为什么放弃这数额堪称庞大的赔偿呢？

放弃赔偿背后的深意

事实上，在中日外交关系正常化的档口，我们之所以甘愿放弃价值1200亿美元的赔偿，其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就像周总理在事前为达成中日关系正常化所进行的指示那样，共产党的肚量不能小。1200亿美元的赔款对当时的日本而言，绝对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何况当时正是日本遭受美国制裁的时期，如果我们强行要求日本对华赔偿，那将会给日本人民带去极大的负担。以此为背景，我们主动提出放弃一部分对日本的索赔，将有利于实现中央提出的与日本人民友好相处的愿望，也能展现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胸襟。

其次，则要提到龟缩于东南宝岛上的蒋介石国民政府。事实上，伴随着上世纪60年末至70年代初那段时期，中国与美国外交关系上的靠近，以及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在国际上闯下的偌大威名，1971年10月25日，蒋介石政府被联合国毫不留情地清扫出门，新中国则成功恢复了自己在联合国的所有合法权益。

值此时节，如果我们能够凭借在赔款问题上的让步，赢得日本向我们的靠近，这无疑将使蒋介石政府陷入更进一步的孤立之中。而最终，我们的确也达到了目的，在9月29日发布的联合声明中，日本宣布与台湾断交，并明确了一个中国的原则。所以毫无疑问，这绝对是我们的胜利。

除此之外，国家放弃1200亿美元的索赔其实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在得知日本首相即将应周总理邀请访华的消息后，毛主席曾意味深长的说了这样一句话——“东和孙权，北拒曹操”。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这段时间，是中苏两国的“蜜月期”，在此期间，苏联曾通过各种形式支援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惜的是，好景不长，从赫鲁晓夫执政的中后期开始，中苏双方在联合舰队，长波电台，甚至发展道路的问题上产生诸多分歧，并最终分道扬镳。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周总理奉命前往苏联与苏联新任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商讨中苏和解事宜，怎知勃列日涅夫依旧坚持苏联修正主义，周总理只得无功而返。

此后，在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这段时间里，双方边境冲突竟累计高达五千余起，其中造成后果最严重无疑当属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在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伴随着中苏关系的愈发紧张，数量高达百万的苏军被派遣至中苏边境，甚至有恼羞成怒的苏联鹰派官员宣扬要对中国进行一场“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而面对苏联的威胁，我们的领导人也见招拆招的发出“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在国内展开轰轰烈烈的“备战运动”。

当时间来到70年代初，尽管中苏关系稍有缓和，但是勃列日涅夫态度却依旧强硬，苏联部署在中苏、中蒙边境的兵力甚至达到了1969年时的两倍。

讲到这里，想必大家就都能理解毛主席口中所说“东和孙权，北拒曹操”究竟有何深意。因为我们要面对苏联这样横卧于我国北方的庞然大物给予的军事压力，所以，不管是尼克松访华，还是田中角荣访华，事实上都是新中国在面临那般冷峻态势时所急需的。